刚有八九岁的时候我回家过年,除夕早上妈妈把从奶奶家带来的肉馅和大葱拌好,下午擦黑后一家人分工好,和面,擀面皮,烧水,春晚开始的时候热气腾腾的饺子就上桌了。看春晚是当时每个北方家庭的传统,吃罢饭打开那个小黑白电视,一家人盘腿坐在热炕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剥瓜子花生吃,我惦记着零点到门口放鞭炮玩,跳到地上早早的把炮仗的包装纸撕开,弄得满手火药味。
初三父母带妹去别的村子跑亲戚,早上出门之前母亲把一口黑锅墩到煤炉子上,嘱咐我中午饿了就拿碗舀锅里的汤喝,大门不要关,一会还有别的亲戚来招待倒点热水就行。母亲自己骑一辆车,父亲载着妹骑一辆老永久,一前一后的出了门。我把一挂小鞭拆开一支一支的放着玩,除夕夜里下了大雪,堆在院子中央的雪堆还没化,我把点燃的炮仗扔到里面,炸的生起了一团白雾。很快就有客人登门了,弯下腰告诉我他是我父母的什么我应该叫他什么,让我转告一下他来过了,放下两个大酵母馒头就匆匆骑车走了,一早上就来了好几波客人,刚开始还记得哪个村的爷爷来了,哪个姑妈带了枣馍和花卷,后来连来多少人都记不清了。
中午来了一对中年夫妇,我把他们让进屋,知道家里没大人后就自己把暖壶里的热水倒进杯子里,一边捧在手心里暖手一边押着水喝,我有些饿就把锅盖揭开舀红薯汤喝,那女人闻到红薯味便凑过来“晌午就吃着呀”口音有些唏嘘,不等她再说什么她坐在角落里的男人给她使了个眼色,二人很快就退出屋子,我送到门口,丈夫去石台边推车,那女人转过身给我手里塞了五块钱,那目光我现在都依稀记得,微微发红的眸子里带着哀伤,后来才知道那哀伤的含义是‘怜悯’。再大一些悟到让她怜悯我的不只是一碗红薯汤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