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完了赛先生,今天来说说德先生,这个话题相对更加敏感点,这次试着用不是那么敏感的方式谈一下。首先MZ发源于古希腊,是相对于君主、寡头和独CAI而言的一种治理安排,简单来说,它的内核有两个,一个是平等,还有一个是参与治理,也是就是权力相对平均的分配。
在古希腊城邦这两点其实第一点上有问题,一开始MZ只针对成年男性公民,不针对妇女、外邦人和广大奴隶,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这个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妇女的地位提升,废除奴隶等等,所以MZ可以开始面向全体公民,在民族国家中就是全体国民。针对第二点参与治理的方式,有直接和间接两种,分别是直接MZ和代议MZ,目前大多数国家都是代议MZ。
二战结束后西方的社会学者把MZ和自由划上等号,使人感觉到这两者不可分,都是他们的专利,也是唯一正确的治理模式,弗朗西斯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下的论断就是全球最终趋势是都变成MZ国家,这一点现在已经不是事实。
俞KE平在《MZ是个好东西》一文也提到,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主要规范人们的ZZ生活,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它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福山在新书里也承认,国家能力不应当继续受到法治与MZ的过度约束,或者说建构高质量的国家而非MZ与自由(法治)是美国走出当代衰败危机的正确道路。
同样的,把MZ等同于多DANG制以及投票选举制度也是混淆了形式和实质,新加坡是一党,投票也曾经选出过奥地利画家,所以谈MZ还是要回归本源,就是如何体现出国民的平等以及对治理的参与。空有形式没有实质的典型例子就是印度,这也是西式MZ移植到亚洲以及中东地区水土不服的原因所在,甚至亨廷顿也说,比起形式,MZ的底层土壤文明在其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二十世纪初风起云涌的潮流中诞生了两个产物,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和民权运动,归根结底都是对平等以及参与治理的诉求,在这场浪潮中以苏联为代表的阵营就是以MZ为旗帜来吸引人,所以那时很多新成立的国家名字中都有MZ二字,甚至成为了阵营的代表,但是苏联虽然一开始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后来在民生方面远远落后了,这造成了MZ的概念被拿走,也造成了体系的崩溃。没有了民生,谈治理模式是一种奢侈。
五四运动带来了赛先生和德先生,而伴随着德先生而生的,还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今天我们把这种区别于威权的自由主义也称为MZ,实际上两者本质不同,严加其说MZ作为决策和修错机制,包含有两个因素,一是预定程序二是多数决定,而学术团体在学术讨论时无需做决定,人们需要服从真理而非多数,所以要倡导学术自由而非学术MZ。
他还说人民的意志要遵循程序的MZ方式来表达,如果没有,那么就要通过非程序方式表达,就有麻烦了,所以要按预定程序来决策和修错。他说科学问题要服从真理而MZ问题要服从多数,还说科学是在认识领域修正错误,而MZ是在决策领域中修正错误,这是很有见地的。韩三篇也探讨过实现路径的问题,需要在讨价还价之中慢慢实现,俞可平说MZ不会自发运转,要靠人民去推动和实践,这个推动和讨价还价,换句话就是落实MZ程序的过程,这其中离不开法治,否则MZ就是一厢情愿。造成我们今天对德先生的渴望仍然存在的理由不是因为我们MZ没有发展,是因为法治、程序化和表达都还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之中,也是因为俞可平所谓的MZ发展要得到人民的同意和尊重人民的自愿选择。否则就是顶着MZ名头的强制。
在我们继续五四的道路追求德先生的同时,西方似乎正在对其产生质疑,两位美国学者Foa和Mounk在美国和欧洲做得两个大规模问卷的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们对德先生的价值正在动摇,觉得不重要甚至不好的比例大大增加,连富人都开始抛弃它。
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福山也在新书做了一些论述,总结来说,德先生的机制能不能筛选出合格的领导令人怀疑,很多变成了我以前提过纯粹发泄怒气却解决不了问题的一种方式;然后民众的素质是否足以支撑,包括中国和新加坡的成功都是原因。这种质疑也导致了西方学者的修正,比如福山提的建构高质量国家,或者Louis Gave关于知识时代代议MZ被直接MZ取代的论断。
我个人觉得这并不代表MZ作为一种制度的终结或者式微,只是新的时代新的问题让MZ的重要性没有那么显现。俞可平说MZ不是没有痛苦的代价,它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它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分裂;MZ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DU裁者送上舞台,所有这些都已经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过,并且还可能不断再现。因此,有时MZ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不是MZ本身的过错,而是政客的过错。
从历史来看,MZ作为一种次优选择,在提高人民福祉和国家治理水平上还是有它的价值的,用俞的话,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制度中,MZ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MZ是人类迄今最好的ZZ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我们仍然要坚持发展MZ的原因,当然,前提是结合我们国民的意愿和我们的发展模式。我们更希望人类历史上从希腊开始的探索和实践不至于因为一时的困难而完全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