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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四月，我们偶尔抬头观望。
说起来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四月。没有倒春寒，没有连日不散的阴雨，杏花开过了，桃花也开过了，田间地头该绿的都绿了，该忙的也都忙起来了。我们几个，怎么说呢，说朋友不算太准确，说同路人又显得太过郑重，总之有那么几个人，在那年四月里，常常待在一起。
我们待着的地方，是村后那道矮坡。坡不高，走上去不费什么力气，但站定了往四面看，能看见的东西倒也不少。南边的田垄，北边的林子，西边那条弯弯曲曲伸向远处的小路，东边几户人家的屋顶。我们多半是在下午去那里，阳光不烈，风也不大，就那么坐着，或者躺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话。
说些什么呢？现在想来，大约是什么都说，又什么都没说。说说昨天谁家地里冒了新苗，说说明天会不会下雨，说说某个许久不见的人，说说某件想做又没做的事。话说到这里也就够了，不必深，不必透，说过了就像风从耳边过去了一样，不留痕迹。
我们也常常沉默。不是无话可说的那种沉默，是愿意沉默的那种沉默。你看着我，我看着天，天看着我们三个，谁也不觉得需要打破什么。那样的沉默是有重量的，像四月里正在灌浆的麦穗，沉甸甸地垂着头，却让人心里踏实。
那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在坡上坐着。忘了是谁先说了一句，好像是文腾，又好像是洋辉，“你们说，这天上的老鹰都去哪儿了？”
我们就都抬头看了。
天是那种四月里常见的颜色，不蓝得不厉害，也不白得彻底，像是谁用清水洗过一遍，干净是干净的，却留着些说不清的底色。云有几朵，不多，薄薄的，慢悠悠地挪着，像是不着急要去哪里。
没有老鹰。
我们看了很久。不是刻意要找，只是抬了头，就觉得应该看见点什么。小时候在坡上，抬头总能看见老鹰的。它们在天上画着圈，一圈，又一圈，越画越高，越画越小，小到成了一个黑点，最后连黑点也没了，天就真的空了。那时候我们就会低下头，继续忙手里的活计，或者继续跑着玩去，心里没有什么遗憾。老鹰走了就走了，明天还会来的。
可是那天，没有老鹰。一片天空，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我们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一个接一个地低下了头。没有人说“今天怎么没有老鹰”，没有人说“以前这里总是有的”，没有人说“会不会以后都没有了”。我们就是低下了头，然后沉默。
那刻的沉默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沉默是满的，像一口缸装满了水，安安静静地放在那里，你知道它是满的。那天下午的沉默是空的，像一口缸被搬走了，地上留着一个圆圆的印记，你看着那个印记，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在了，却说不清是什么。
我们继续在坡上坐着。阳光慢慢地从坡的这一头移到那一头，风从这一个方向换到那一个方向。远处有人赶着牛回家，牛铃声一下一下地传过来，清脆是清脆的，却像隔了一层什么。炊烟升起来了，细细的几缕，在无风的傍晚里直直地往上去，到了半空就散了。
没有人说话。我们看着那些炊烟，看着那几头牛走进各自的院子，看着天从淡青变成灰蓝，又从灰蓝变成一种说不上来的颜色。我们知道天就要黑了，可是没有人说“该回去了”。
后来不知道是谁先站起来的，大约是文腾，他拍了两下裤子上沾的土，那声音在安静里显得格外大。然后我们都站起来了，都拍了拍裤子，都看了看那片已经完全暗下来的天空。
还是什么都没有。
我们顺着坡往下走。坡很缓，下坡的路比上坡好走，却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像是下坡的时候本该轻松些的，可那天每个人走路的姿势都显得有些沉。
走到坡底的时候，洋辉忽然说了一句：“明天还来吗？”
文腾说：“来。”
我说：“来。”
我们就没有再说什么，各自往各自的方向走了。路分开了，人也就分开了。我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文腾的背影已经拐进了他家的巷口，洋辉还在路上走着，走得慢，影子被最后一点光拉得很长很长。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屋外的虫声，一声一声的，不密不疏。我想着下午那片什么也没有的天空，想着我们几个抬着头的样子，想着那场沉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我想了很久，后来虫声渐渐低了下去，月亮的光从窗缝里漏进来，细细的一线，落在枕头边上。
我不知道文腾和洋辉那天晚上想了些什么。后来我们当然也还去那道坡上，也还坐着，也还说话，也还沉默。但那年四月的那场沉默，不知道为什么，就留在了那里。像那片没有老鹰的天空一样，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却怎么都忘不掉。
十七岁高考过后，我离开了那个村子，文腾也接着走了， 只有洋辉还留在村里。后来我们也失去了联系，离家多年，我还会回忆那年四月，想起那道坡，说起那些抬头观望的下午。但没能再跟人说起那个没有老鹰的下午，也无从说起那场沉默。
有时候我在别处看见天空，看见四月里干干净净的天空，就会停下来，抬头看一会儿。我也不找什么，就是看看。看完低下头，心里空空的，又满满的，像那年四月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