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八日，京师地震。朝廷诏令百官举荐不与世浮沉、特立独行的人士。涿郡举荐崔寔。崔寔在地方官的逼迫下到洛阳向公车府报到。他称病，不参加对策，回去之后，写了一篇文章，议论政事，名叫《政论》

文章说：

“凡是天下所不能治理的，大多是因为人主继承太平盛世太长时间了，风俗逐渐凋敝而仍不觉悟；政令逐渐衰败却不知更改调整，以乱为治，以危为安，熟视无睹。

“有的沉溺于酒色，荒淫纵欲，却不忧虑国事；有的听不进去任何劝诫，爱听假话而听不进去真话；有的没法分辨人的忠和奸，事情的对和错，在歧路上犹疑不决，无所适从；于是，亲信的辅佐大臣，害怕得罪奸邪，闭口不说话，只求保全自己的功名利禄；一些被疏远的臣子，即便敢说真话，却由于地位卑微而得不到采纳。所以，朝廷的法度在上面遭到破坏，才智之士在下面感到无奈。这实在是可悲！

“自从汉王朝建立以来，已经三百五十多年，政令已经荒废腐朽，上下懈怠。百姓怨声载道，全都企盼重新得到振兴！而且，拯救时世的办法，在于修补好裂缝，将倾斜的支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举措，目的只是要使整个天下达到安宁的境地而已。所以，圣人掌权，会根据当时的形势，来制订相应的措施和制度。即使采取的步骤会有差别，设置的措施和制度也不尽相同，但都不会强求人们去做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情，也不会不做当前急迫的事情，而只是追求空洞遥远的理想。

“孔子回答叶公说，为政在于让远方的人都前来归服；他回答鲁哀公说，为政在于选用贤能人才；他回答齐景公说，为政在于精简财政。并不是孔子对为政本身有着不同的理解，而是针对他们所面对的不同要务。

“庸俗的人，只知拘泥于古书上的文字，不懂得根据不同的时势，安排不同的制度和措施的道理。只看重从书中听来的古人古事，却无视眼前的现实，怎么能跟这种人一起商议国家的大事呢！

“所以臣属上书奏事，虽然主上愿意聆听，但多次遭受牵制和破坏。怎么会这样呢?有些顽劣的人士不知道审时度势，只是安于所见到过的事情，就算是事情已经成功，也不知快乐，况且在操心事情的开端时，就让他同意?只是马马虎虎地说，大概遵循原来的法令规章罢了；有的人，虽然见识很广，却居名自负，妒嫉贤能，由于计策不是出于自己而感到羞愧，于是舞文弄墨，去诽谤别人提出的计策。就算是最好的计策，因为寡不敌众，最终也会被抛弃，纵使后稷、子契重生，也毫无办法。这就是持贤能智慧的言论的人，之所以经常悲愤压抑而无法得到伸张的原由。

“凡治理天下的帝王，并不是都拥有最好的品德，采用严厉的手段就可以统治，采用宽松的手段国家就会混乱。为什么知道会是这样呢?近代孝宣皇帝知道统治人民的道理，知道为政的真谛，所以采用严峻的刑法，让为非作歹的人肝胆破碎，海内清平，天下安宁，总结他的政绩的话，是要比文帝更高的。待到元帝即位时，在很多方面放宽了政令，最终使得朝政衰败，皇帝的威势和权力被夺去，于是汉王朝在他的手中奠定祸根。为政之道的得失，从这里能够明鉴。

“从前，孔子作《春秋》，褒奖齐桓公，夸赞晋文公，赞许管仲。那么，孔子为何不歌颁周文王、周武王的为政之道?实是为了通达权变、拯救时弊的道理。圣人可以跟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地更迭制度与措施，但是，庸人却苦于不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自己的认识，他们认为上古时代所采用的结绳记事的原始方法，还可以用来治理政治形势纷乱的秦王朝；以为舞弄红色的盾牌和玉石做成的斧钺——干戚之舞，便可以解除汉高祖受困的平城之围。像熊那样攀爬树木，伸展手脚，像鸟那样翱翔高空，伸腿展翅，即便能够延年益寿，却也治不了伤寒重病。用嘴不断地吐出浊气，用鼻不断吸入清气，纵然可以使得身体健康，却不能连接折断的骨头。治理国家的办法，跟养护身体十分相近，平时注意营养与保护，有病时就用药物进行治疗。

“刑罚是治理乱世的药物，德教是治理太平盛世的美味佳肴。假如用德教去铲除凶残，就好像是用美食佳肴去治疗疾病；相反，假如以刑罚去治理太平盛世，就好像是用药物去营养和保护身体，都是不合适的。

“但是，现在继承历代帝王遗留下来的弊病，又恰逢艰难的时局，自最近几代以来，政令大多宽松放纵，就好像驾马车的人扔掉了缰绳，马匹脱掉了衔勒，一群公马横冲直撞，前方的道路又异常艰辛，应该紧急勒马刹车，进行拯救，怎么还有空一边听着车铃的节奏声，一边从容不迫地向前走呢！

“以前，汉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是，将应该砍去右脚趾的改为斩首示众，受答刑的人也往往被鞭打至死。所以，汉文帝仍是用严而非用宽的办法，实现了天下太平。”

崔寔是崔瑗（书法家、文学家、学者）的儿子。

山阳人仲长统曾经看到过这篇文章的手稿，叹息着说：“凡是君主都应该抄写一遍，放在案头当座右铭。”

司马光说：汉朝的法令已经很严格了，而崔寔仍认为很宽大，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由于衰败之世的君主，大多性格懦弱，愚昧平庸的辅佐之臣，只知道迁就姑息。所以，有权势而得到君王宠幸的臣子，即便有罪，也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狡猾的刁民就算违法也不被诛杀；仁爱恩惠的施加，只限于眼前；让为非作歹的人得遇，纲纪无法维持。所以，崔寔的评论是用来矫正一时的弊端，并不是世代通用的准则。

孔子说：“为政过于宽大人民就会不在乎，人民若是不在乎，就以严刑峻法来纠正。施行严厉的刑罚，。那么人民感到暴虐，人民若感到暴虐，就改而施行宽大的政策。以宽大和严厉两种手段相互弥补，政局才能稳定。”这是不会改变的道理。

司马光说：汉朝的法律不可谓不严，可是崔寔仍然指责它宽缓，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没落朝代的君主大多优柔懦弱，对那些平庸愚蠢的辅臣只知道姑息，因此权臣、幸臣犯了罪也不受到惩罚，恶人、奸民犯了法也不被诛杀；皇帝发善心、施恩德只看到眼前，以致于坏人、歹徒志得意满，法令制度的尊严受到损害。所以崔寔的《政论》是用来矫正一时弊端的，并非通行百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孔子说：“为政宽大，老百姓就满不在乎；老百姓满不在乎就以为政严苛来加以纠正。为政严苛，老百姓就受到伤害；老百姓受到伤害，就以为政宽大来加以纠正。宽以济猛，猛以济宽；这样才是为政的最高境界。”这才是亘古不变的常道。

[点评]

东汉末年，外戚擅权，乱臣贼子层出不穷，导致朝纲混乱。崔寔对当时的政治状况有深刻的认识，他的《政论》是历史上政论文名篇之一。范史称他的文章：“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还引用了汉末仲长统的一句话：“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后汉书·崔骃列传》），可见人们对这部书的评价很高。

《资治通鉴》从《政论》中节录了一部分。在这几段文字里，崔寔指出，当今大汉朝纲不振，政令不通，大小官员玩忽职守，社会风气败坏不堪，天下百姓怨声载道，急需改弦更张，痛革积弊。然而“俗人”“顽士”们看不到危机所在，还在唱着仁义道德、“尧舜”“八代”（即三皇五帝）的高调，拘文牵古，不懂权变。即便有识之士提出治病救国的良策，他们也百般阻挠，不让朝廷采纳。崔寔认为，仁义复古不是不好，但现在正是乱世，那些东西远水不解近渴，最迫切的是针对乱世积弊，采取有效措施，将社会安定下来，使政治纳入常轨。这是一种务实的态度，当时头脑清醒的士大夫们都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对社会和政治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政论》节选的前一部分，主要是阐述“酱缸文化”的官场时弊，尤其是揭露了无法做成事的团队文化形成原因：“有的人，虽然见识很广，却居名自负，妒嫉贤能，由于计策不是出于自己而感到羞愧，于是舞文弄墨，去诽谤别人提出的计策。就算是最好的计策，因为寡不敌众，最终也会被抛弃。”

你想制造“敌人”吗？那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你给团队提建议，这时一大堆反对者就会冒出来，以各种理由批驳你的建议。

他们反对的理由都是说辞，骨子里就是为了反对你而反对。

一是嫉妒，因为不是他的功劳，他就要反对；另外，他若没有自己的观点，就没有存在感了。二是，一旦团队采纳了你的建议，就意味着改变工作现状，这就有可能影响到他的利益，哪怕是仅仅因为改变他的工作习惯与工作量。

崔寔说那些人“不知乐成，况可虑始。”就算这事能干成，他也不会乐见其成。这样的情况，在任何组织里都比比皆是，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领导，就会形成一个什么事也干不成的组织文化，那就是这一坛酱缸。崔寔见满朝奸佞，知道不可能有所作为，所以干脆装病回家。

《政论》节选的后一部分，主要是崔寔给出的药方：“参以霸政”“重赏深罚”“明著法术”，他的理论基础是，除了那些道德极其高尚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人都是需要管教的，严管则规矩，宽管就作乱。治国好比养生，没病时应当注重滋补，有病时还得依靠药物。道德教化好比补品，刑罚法术好比药物，没病时当然不能乱吃药，但是有病了还进补，只能加重病情。崔寔虽然没有完全否定“纯法八代”，但他这套理论的法家味道已经很浓了。

关于宽严的辩证法，张居正说：什么是宽？什么是严？后世之论治者，对宽严二字的意思，并没有搞清楚，所以说得都不对。所谓宽，并不就是放纵松弛，也包含了敦厚宽大，赦免失误，去除烦苛的法令，这个叫做宽。严呢，也不是刚猛暴戾，而是励精图治，整顿纲纪，齐明法度，这个叫做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就像春生秋杀，相代而成一岁之功，雨露雪霜，并效而行天地之化育。二者缺一不可。所以《中庸》论圣德，以发强刚毅，宽裕温柔并言，这才是尧舜以来相传的治体。世儒不知此义，一说要宽，变因循姑息而流于放纵松弛；一说要严，又严刑峻法，伤于暴戾。而人之常情，总是乐于放纵，不愿约束，于是又创造出宁可过宽，不可过严之说。那不就像是说天道可以让阳多过阴，白天长于夜晚，春夏长于秋冬，这能成就一年的天地化育，万物生长吗？当初周公告诫成王说：“敦大成裕，明作有功。”这才是正理，一定要理解到这一层，才能没有弊病，为治者要仔细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