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到的那天，太阳烈得能把地面烤出裂纹，空气里飘着尘土被炙烤后的焦灼气息。报到处设在教学楼一楼大厅，几张长桌拼出临时的工作台，堆满了泛黄的花名册和印着学校logo的登记表，可登记规则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别扭——不是先到先登记，而是要严格按照名单上的顺序，依次叫名办理。
我背着沉甸甸的帆布行李包，包底还塞着奶奶炒的花生，硌得肩膀生疼。在报到处角落找了一块被廊柱挡住的阴凉地坐下，从日中等到日落，看着身边一起报到的同学一个个办完手续，抱着崭新的校服和课本离开，大厅里的人声越来越稀，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桌上那本厚厚的、被翻得卷边的花名册。心里的焦急像雨后的野草，疯狂地往上蹿，我隐约猜到，或许是因为我是通过艺术特长生的身份进来的，在这所以文化课成绩为唯一衡量标准的学校里，终究是“特殊”而边缘的存在，我的名字，大概被悄悄排在了名单的最末尾。
等了快三个小时，夕阳把大厅的地面染成一片橘红，登记员依旧没有叫到我的名字。我实在忍不住了，攥紧手里的录取通知书，站起身，一步步走到长桌前，声音小得像蚊子哼：“老师，能不能先给我登记一下？我等了很久了。”
对面的男人抬起头，他大概三十出头，头顶的头发已经有些稀疏，却刻意梳得整齐，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灰色西装，白衬衫的下摆被硬生生扎进裤腰带里，腰间还挂着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随着他抬头的动作，钥匙碰撞在一起，发出刺耳的“叮叮当”声，透着一股刻意摆出来的官气。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里的审视像针一样，扎得我浑身不自在，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反而把那本厚厚的花名册推到我面前：“你叫什么名字？”
“秦强。”我低着头，盯着自己洗得发白的解放鞋，小声回答。
他接过花名册，慢悠悠地翻开，手指在纸面上划过，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像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我站在一旁，心脏怦怦直跳，眼睛紧紧盯着他的手指，生怕他漏掉我的名字。终于，在花名册的最后几页，纸页都快翻到尽头时，他的手指停了下来，指了指一个挤在角落的名字：“找到了，在这儿。”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秦强”两个墨色的字迹，孤零零地排在末尾，像是被硬生生塞进纸页缝隙的弃物，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可还没等我松口气，他就“啪”地合上花名册，抬头看着我，语气严厉得像淬了冰，还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威胁：“你在班上最好安分一点，老实听话。我能让你进入这个班级，也能随时让你滚出去。”
那句话像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下来，瞬间浇灭了我对高中生活的所有期待，心里的委屈和愤怒交织在一起，像一团烧得正旺的火，却被我死死按在心底，只能死死咬着嘴唇，不敢反驳。我攥紧了手里的录取通知书，指尖都快嵌进纸里，默默接过登记表，低头填完信息，转身背着行李，一步步走出了教学楼。夕阳的余晖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却暖不了我冰冷的心情——我对这位班主任的好感，从第一次碰面，就彻底降至了冰点。
后来我才知道，那位油腻又官僚的登记员，就是我的班主任赵老师，同时还是学校的教导副主任。而我所在的班级，是学校的一个“实验品”——23班，全校首个将艺术、体育等各类特长生集中在一起的实验班。
学校的初衷，大概是想集中优质资源，培养出一批既有特长又有文化课成绩的学生，让23班成为全校的标杆。所以，从高一到高三，无论其他班级因为成绩、分班等原因不断变换班号，23班的班号始终没变，像是被寄予了特殊的厚望。班上的同学，和我一样，大多是通过各种特长走进这所学校的：有画画的、有跳舞的、有练体育的，每个人的眼里，都藏着对未来的憧憬，也带着一丝特长生特有的敏感与倔强。
可谁也没想到，在赵老师的带领下，这所原本最被寄予希望的班级，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赵老师几乎不上课，除了班主任的身份，他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学校的行政工作上，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很少真正关心。他总是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教室门口或者窗户外，盯着我们上课的状态，一旦发现有人交头接耳、走神发呆，等到下课铃一响，就会急匆匆地走进教室，带着盛气凌人的气势，劈头盖脸地训话：“你们有个别学生，上课一点纪律都没有，死不自觉！下次再被我抓到，就罚你们打扫一个星期的卫生！”
他的训话总是千篇一律，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指导，反而让班上的氛围越来越压抑。文化课老师因为知道我们是特长生，对我们的要求也格外宽松，上课敷衍了事，很少认真备课；而我们这些特长生，原本就对文化课有些抵触，再加上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管理，成绩一落千丈，每次考试，23班的平均分都排在全校最后一名。
久而久之，23班成了全校最不被看好，甚至被鄙夷的班级。其他班级的同学提起23班，语气里总是带着一丝轻蔑：“就是那个全是特长生的差班啊？”“他们班成绩最差了，根本没人管。”原本的“希望实验班”，彻底变成了全校的“耻辱”，我们这些特长生，也成了别人眼里“成绩差、没前途”的代名词。
我常常坐在教室里，看着窗外的槐树发呆，心里满是不甘。我们明明有自己的特长，有自己的梦想，却因为一个不负责任的班主任，被贴上了“差学生”的标签，被整个学校忽视和排挤。可我又无能为力，只能在课后钻进画室，用画笔发泄心里的情绪，把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藏进一张张素描纸里，让线条和光影，承载我无处安放的情绪。
到了高三，赵老师似乎更热衷于向我们“传授”他的“人生哲学”，还多了一句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每次训话结束，他都会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对我们说：“高中三年，你们文化课可能没学会多少，专业也未必能有多出色，但没关系——赵老师的为人，你们要学会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总是一脸得意，仿佛自己的“为人”是什么了不起的宝藏。可我们每次听到这句话，都会忍不住想起某个画面，憋不住“噗嗤”一声笑出来，然后赶紧低下头，假装认真听讲，生怕被他发现。
那个画面，发生在高三最后一学期的一个晨读课上。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坐在教室里，大声朗读着课本，试图把那些晦涩的知识点塞进脑子里。突然，教室门被推开，赵老师迈着他那标志性的“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了进来，手里还搬着一把椅子。他把椅子放在讲台上，慢悠悠地坐下，然后双手抱胸，盯着我们晨读，眼神里带着几分审视，像是在监视犯人。
没多会儿，他似乎觉得脚不舒服，竟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慢悠悠地脱下了他那双棕色的皮鞋。那皮鞋看起来已经穿了很久，鞋面泛着一层油腻的包浆，像是常年浸在油污里，扔在讲台上时，还发出沉闷的“咚”声。他把皮鞋随意地扔在讲台上，然后盘起腿，用手在脚趾缝里使劲地挠了起来，一边挠，一边还不忘板着脸，强调班风班纪：“你们晨读要认真点，别在下面搞小动作！班风很重要，要从每个人做起！”
他的动作自然又熟练，完全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可教室里的氛围却瞬间凝固了。一股难以言喻的臭味顺着空气扩散开来，前排的同学首当其冲，几乎一半的人都赶紧把头埋进书桌堆里，用手捂着嘴，不敢出声；离讲台最近的几个女生，更是脸色发白，强忍着恶心，最后实在忍不住，呕吐了起来。
那场面，说是现实版的“生化危机”，一点都不夸张。我们看着讲台上一边抠脚一边训话的班主任，心里充满了荒诞感——他口口声声让我们学他的“为人”，可他自己，却在用最不体面的方式，给我们做了一个“活脱脱的抠脚大汉的标杆”。
从那以后，赵老师的“为人”，就成了我们班级里一个公开的笑话。多年以后，同学们聚会的时候，还会忍不住提起那个晨读课的场景，笑着吐槽这位让我们“终生难忘”的班主任。他或许永远都不知道，他费尽心思想要传递的“为人之道”，最终只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滑稽又讽刺的回忆。
而23班的“耻辱”标签，也像一道烙印，刻在了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里。可正是这份被忽视、被鄙夷的经历，反而让我们这些特长生更加团结，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通过艺术证明自己的决心——我要让所有人知道，特长生不是“差学生”，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高中入学第一周是军训，烈日炎炎下，我们穿着宽大的迷彩服，在操场上反复练习站军姿、踢正步，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浸湿了额前的碎发，顺着脖颈滑进衣领，后背的迷彩服湿成一片深色，紧紧贴在身上，又闷又热。巧合的是，我们班的军训区域，刚好就在“恒艺画室”的横幅之下。每次休息时，我总会忍不住抬头望向那四层的窗台，久而久之，便发现了一个规律——那里总会趴着一个青年，他留着干净的短发，有着帅气的脸庞，眼神深邃而沉静，正静静地打量着操场上的我们。
他的目光很特别，时而带着几分怀念，仿佛在我们的身影里，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时而又透着几分审视，像是在人群中筛选和探寻着什么，寻找着和他一样热爱艺术的灵魂。有好几次，我忍不住停下擦拭汗水的手，和他的视线相撞，他没有回避，反而会对着我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那微笑里，似乎藏着无声的鼓励，又似乎藏着某种沉甸甸的期待。
我心里充满了好奇：他是谁？是恒艺画室的老师吗？他为什么总在窗台上看着我们？他是不是也从大山里走出来的？但那时候的我，性格孤僻而内向，不懂得如何主动与人交流，更不敢贸然上前询问，只能把这份好奇小心翼翼地藏在心里，每次军训时，依旧会忍不住抬头望向那个窗台，望向那束来自画室的光，那束能让我在枯燥的训练中，重新找回力量的光。
军训的日子枯燥而漫长，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忍受着烈日的暴晒和身体的疲惫，可因为那个窗台的神秘身影，因为那“恒艺画室”的醒目横幅，我却觉得充满了动力。我知道，我的高中生活，不会只有堆积如山的课本和枯燥乏味的军训，艺术的道路，会在这里继续延伸；而那个站在窗前的神秘青年，或许会成为我艺术之路上，又一个重要的引路人，带着我，在艺术的殿堂里，走得更远、更坚定。
一周的军训在烈日与汗水里落幕，23班凭着特长生骨子里的韧劲，在汇演中意外夺得魁首，拿到了500元班费。班委用这笔钱买了零食和饮料，教室里满是欢呼和嬉闹，可我捧着冰凉的矿泉水，站在窗边，看着操场尽头的乌江，只觉得那些热闹都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与我无关。高一的学习节奏相对宽松，课后的校园里，同学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游戏、谈八卦，笑声此起彼伏，可我像个局外人，站在人群边缘，看着人来人往，只觉得格格不入。
我依旧是那个独来独往的身影，吃饭、上课、回宿舍，全程一个人，心里空落落的，总觉得缺少了什么。这种迷茫持续了好几天，直到某个晚自习的课间，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突然豁然开朗——我来高中的目的，从来不只是混一张毕业证，更要继续学习绘画，守住冯老师为我点亮的那束艺术之光，不辜负爷爷奶奶用一头牛换来的机会。
晚自习时，我鼓起勇气，走到班主任的办公室，小心翼翼地问：“赵老师，学校有没有公共画室，或者可以让我课后学习绘画的地方？”他正低头处理文件，头都没抬，语气敷衍得像在驱赶苍蝇：“没有。学习之外的事自己想办法，校外有很多培训机构，你可以去看看。”
那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得我浑身发凉，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我以为，作为县里最好的高中，至少会给特长生一点支持，可没想到，竟是这样的态度。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灯光昏暗，拉长了我的影子，可我的心里却燃起了一股倔强的念头：就算学校没有，我也要自己找到学习绘画的地方，不能让我的艺术梦，断在这所号称“最好”的高中里。
第二天下午放学，我约上一个从初中一起升上来的同学，决定去探寻滨江大道上那个悬挂着“恒艺画室”横幅的地方——那是军训时，唯一让我心生向往的角落，也是我心里最后的希望。
出了校门左转，沿着滨江大道走了大概四百米，左手边第三栋楼，便是我们根据横幅锁定的目标。一楼的门面全是各式各样的餐馆，油烟味顺着门缝飘出来，混杂着江水的腥味，格外热闹。而上楼的步梯，却藏在房子的一侧，极其隐秘，若不仔细找，很容易错过，像是故意要和楼下的喧嚣隔开。
顺着狭窄的楼梯一步步往上走，楼道里没有灯，只能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摸索前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霉味，还夹杂着楼下餐馆飘来的油烟味，呛得人喉咙发紧。到了四楼，一扇木门虚掩着，里面隐约传来铅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清脆而温柔，瞬间压过了楼道里的沉闷。我深吸一口气，轻轻敲了敲门：“你好，我可以进来参观一下吗？”
门里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进来吧。”我推开门走进去，里面坐着四五个学姐学长，都在低头认真画画，阳光透过窗边的槐树，在他们的画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个戴眼镜的学长抬起头，看到我，抬手示意我随便逛，笑着问：“同学，想学画画吗？”我点了点头，有些拘谨地说：“先看看。”
学长带着我参观起来，画室是四室两厅的布局，格外朴素，却透着一股让人安心的烟火气。地面没有铺瓷砖，还是原来的水泥地，被常年的脚步踩得光滑发亮；墙面也没刷漆，保留着水泥的原色，上面挂满了裱框好的画作，有风景写生，也有人物肖像，还有不少学生的优秀习作，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像是一面面梦想的旗帜；头顶挂着几盏简单的白炽灯，光线明亮却不刺眼，照亮了每一张专注的脸庞，也照亮了空气中浮动的尘埃。
整个空间被划分得很清晰：一间小办公室，同时也是老师的宿舍；两间宿舍，分别供男女生休息；一间材料室，堆满了素描纸、颜料、画笔等工具，散发着纸张和颜料的清香；一个卫生间；而两个客厅，则是主要的画室区域。军训时我在操场看到的那扇窗户，就在客厅的角落，站在窗边，刚好能俯瞰到学校的操场，另一边的阳台上则能看见远处缓缓流淌的乌江，江风透过窗户吹进来，带着淡淡的水汽，格外清爽。
没一会儿，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正是那个军训时总在窗台上凝望操场的青年老师。他看到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露出了一个温暖的微笑，深邃的眼眸里，依旧炯炯有神，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像是黑暗里的一束光。
我快步走上前，向他说明了来意：“老师，我是民族中学23班的学生，想利用课余时间来这里学习绘画，我初中的时候学过一点素描，是冯老师教我的。”他点了点头，没有多问，转身从墙角支起一个画架，放上画板，又递给我一支铅笔和一张素描纸：“你先自己画一个圆柱体，半个小时后我来看结果。”说完，他便不再管我，在其他学姐学长的身后巡视了一圈，又回到了那扇窗边，依旧是趴着的姿势，静静地看着窗外的操场，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我握着铅笔，心里却格外踏实，像是漂泊的船终于找到了港湾。按照初中时冯老师教我的方法，我快速在纸上勾勒起来，脑海里回忆着圆柱体的结构、光影的变化，手指熟练地在纸上移动，把心里的焦虑和不安，都融进了线条里。半个小时后，一幅线条略显潦草，却带着我个人绘画习惯的圆柱体画作，跃然纸上。
他走过来，看了看我的画，没有评价，只是重新拿了一张纸，贴在画板上，拿起铅笔，开始给我讲解他的作画方法和详细步骤。“画任何物体，先分析它的本质特点和结构，”他一边说，一边在纸上轻轻勾勒，铅笔在他的手里，像是有了生命，“先在纸上找到画面的黄金比例，确定物体的恰当位置，定好高点、宽点和低点，用直线连接成一个长方形，再在长方形里找出圆柱的块面和结构，这样才能保证形态准确，不会歪歪扭扭。”
他的动作流畅而精准，寥寥数笔，一个比例协调、结构清晰的圆柱体轮廓就呈现出来了，光线的明暗过渡也处理得恰到好处，仿佛能伸手摸到圆柱体的弧度。讲完后，他把铅笔递给我：“你再试一次。”这一次，我按照他的方法，一步步来，不仅用时更短，线条也变得简洁利落，圆柱体的形态也比上一幅精准了许多，光影的层次也更丰富了。
画完后，他看着我的画，笑着问：“感觉如何？”我用力点头：“老师，您的方法很容易理解，也很实用。我需要考虑一下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尽快给您答复。”他点了点头，没有为难我，让我先回学校上晚自习，还特意叮嘱我：“路上注意安全，江边风大，别逗留太久。”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利用下午放学和周末的时间，又和同学一起探寻了县城里的好几家画室。那些画室大多装修豪华，地面铺着光亮的瓷砖，墙面刷着鲜艳的颜色，画具也都是崭新的，可给我的感觉却格外压抑。尤其是一家名叫“圆梦画室”的机构，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中年留着光头男老师，当我说明自己是艺术特长生，想系统学习绘画时，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轻蔑，语气里满是不屑：“美术生啊，不就是成绩差，走捷径的投机分子吗？想靠画画考上大学，哪有那么容易，大多数人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他的话像一根刺，狠狠扎进了我的心里，让我瞬间涨红了脸。我能理解外人对艺术生的偏见，却无法接受一位靠教授绘画谋生的老师，说出这样鄙夷艺术、鄙夷学生的话。那份对艺术的不尊重，让我无比厌恶，转身就拉着同学离开了那家画室，再也没有回头。
经过两个星期的反复考量和对比，我最终还是决定回到恒艺画室——这里没有豪华的装修，却有最纯粹的艺术氛围；没有敷衍的态度，却有最用心的指导；没有对特长生的偏见，却有对梦想的尊重。当我再次踏入恒艺画室的大门时，青年老师的眼神里，不再是之前的惊讶，而是满满的震惊和好奇。
“你怎么回来了？”他笑着问，“我以为你这两个星期，已经去其他画室报名了，那些画室的条件，可比我这里好太多了。”我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对比了好几家，还是觉得您这里最好。老师，请问这里的学费是多少？我可能需要过一段时间再交，家里的情况有点特殊，一时半会凑不齐。”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