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7 月 12 日，周六的阳光斜斜地切过窗台，落在积了薄尘的键盘上。指尖悬在半空，同事们喧闹的笑谈声从记忆里浮上来，像老旧收音机里的杂音，而妈妈的脸，却清晰得仿佛伸手就能触碰 —— 她离开已经两年了。
最初那三百多个日夜，死亡像块潮湿的海绵，把我整个人都泡得发涨。凌晨三点总会准时惊醒，胸腔里擂鼓般的心跳声在寂静里格外刺耳，我总盯着天花板数呼吸，生怕下一秒就会像妈妈那样，突然从这个世界消失。超市货架上保质期过半的牛奶会让我心慌，地铁报站声里的“终点站” 三个字像诅咒，连镜子里日渐憔悴的自己，都像是在倒数生命的刻度。那时我总觉得，命运的筛子独独把我漏了下来，全世界的重量都压在我单薄的肩膀上。
曾经我笃信人生有两条康庄大道：肉身如鼎，精神如炬。可精神的火焰太难点燃，我便一头扎进对肉体的锻造里。每天凌晨四点的街道，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跑鞋碾过路面的沙沙声，是我对抗虚无的唯一武器。只有汗水浸透衣衫时，那阵皮肤发烫的灼痛感，才能证明我还真切地活着，血管里奔涌的不是死水。
妈妈离开后的第二年，某个冬夜加班回家，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我摸着黑爬楼梯，膝盖磕在台阶上的闷响里，突然明白了钱的分量。不是银行卡里冰冷的数字，而是能换掉那盏坏灯的底气，是能在医院缴费单上签字时不发抖的勇气。单位走廊里那些被人推来搡去的苦活累活，我开始默默接过来。搬资料时被文件柜夹到手指，清点仓库时在粉尘里呛出眼泪，我都咬着牙忍了—— 指尖的淤青和咳出的痰，在我眼里都成了能兑换安稳的硬币。
到了第三年，某个暴雨倾盆的午后，我在办公室整理旧档案，忽然看见十年前妈妈给我写的信，字迹里的温柔突然像电流击中了我。那些日夜盘旋的念头开始沉淀：众生皆苦，或许不是一句空泛的感慨。我看着楼下冒雨送餐的骑手，看着茶水间里偷偷抹眼泪的实习生，看着地铁里靠在栏杆上打盹的老人，突然意识到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泥沼里挣扎。妈妈的离去撕开了我的保护层，却也让我看清了世界本来的模样—— 它从来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每个人都背着各自的重量，在迷雾里摸索前行。
可这份觉醒，却让我成了别人眼中的异类。我会在同事抱怨加班时说“其实领导也有他的难处”，会在亲戚争抢家产时劝 “都是一家人何必呢”，会在朋友被分手时讲 “或许分开对你们都好”。这些自以为是的善意，在别人眼里成了不合时宜的怪话。亲戚背后说我 “假清高”，同事聚餐从不叫我，连小区门口的保安都觉得我 “好说话”，收快递时总把别人的包裹往我家门口堆。我像个捧着红心行走的人，却被当成怀揣炸弹的怪物。
有次单位评先进，明明是我牵头完成的项目，最后荣誉却给了整天摸鱼的同事。我去找领导理论，他却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这么善良，肯定不在乎这些虚名吧。” 那天晚上我在操场跑了二十圈，跑鞋磨破了脚后跟，血渗出来和汗水混在一起，又疼又热。我对着空无一人的看台大喊：“我在乎！我也想被看见！” 回声撞在围栏上弹回来，碎成一地委屈。
这种自我证明的执念，像藤蔓一样缠得我喘不过气。我开始反复检查自己的言行，生怕哪句话被曲解，哪个表情被误读。手机里存着和每个人的聊天记录，深夜里翻出来逐字推敲，试图找到别人不理解我的证据。世界在我眼里变成了一面哈哈镜，我越想看清自己的模样，越觉得扭曲变形。
直到某个凌晨，我在急诊室陪发烧的邻居挂号，看见走廊里挤满了人。有抱着孩子掉眼泪的母亲，有蹲在墙角抽烟的中年男人，有互相搀扶的老夫妻。他们的脸上都刻着疲惫，却没人像我这样把痛苦挂在嘴边。那一刻突然明白，我的困境不在于别人不理解，而在于我把自己的伤口当成了全世界的坐标。
后来我开始读《被讨厌的勇气》，书里说“课题分离” 四个字像把钥匙，猝不及防地打开了我紧闭的门。我不再接那些不属于我的工作，同事抱怨时笑着说 “我手头也很忙呢”；亲戚借钱时明确讲 “这个月我有计划”；连保安再把别人的快递放我门口，我也会敲门送回去：“不好意思，这不是我的。”
第一次拒绝别人时，手心全是汗，心脏跳得像要炸开。但看到对方错愕的表情，我突然有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原来被讨厌没那么可怕，就像淋雨虽然会感冒，但总比一直撑着不属于自己的伞要好。我开始把跑步的时间用来画画，虽然画得不好，却能在涂抹色彩时忘记时间；周末去公园看人下棋，听他们吵吵嚷嚷地争执，觉得烟火气原来这么可爱。
现在的我依然会想念妈妈，只是不再带着恐惧。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她的日记本里写着：“我女儿总想着照顾别人，其实她自己也只是个需要被疼爱的孩子啊。” 眼泪掉在纸页上晕开墨迹，我却笑了 —— 原来妈妈早就看穿了我的逞强。
人生哪有什么标准答案，所谓的出口，不过是学会和自己的拧巴和解。就像现在，我坐在窗前敲下这些字，阳光落在键盘上，温暖又明亮。楼下的蝉鸣聒噪，远处的车流喧嚣，而我知道，我正真实地活着，带着妈妈的爱，也带着自己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