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淞沪会战的最后一幕，四行仓库保卫战即“八百壮士”的故事因其面貌的多重性与内里的复杂性而一直被广为流传。不论是传统的记忆方式还是新型的媒介记忆方式，任何文化记忆的生成都需要对过往内容（历史）进行编制、安排和舍弃，文化记忆的的更替始终围绕着社会框架的影响机制以及记忆的建构特征展开，因而记忆的保存与传承、选择与遗忘，成为文化记忆的建构机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四行仓库保卫战”该历史事件与其文化记忆逻辑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本文试图考察的内容。
1 实然史实与应然想象
在 1937 年 10 月 26 日，八一三淞沪抗战进入最后阶段，中国守军腹背受敌，战局危急。国民革命军陆军第 9 集团军第88 师奉命留下 1 个团，死守闸北，牵制日军。该团第 1 营为基干，组成加强营，共 450 余人，对外仍用团番号，称 800 人，八百壮士的称谓由此而来。八百壮士由团副谢晋元、一营营长杨瑞符等率领，以四行仓库为固守据点，实施掩护任务。四行孤军四百余名官兵号称“八百壮士”的原因 , 在于蒋介石的战略目的不在军事上而在造成国内外舆论上 , 即迫于形势宣布对日寇开战 , 对绥靖主义者抱有幻想 , 既定的战略方针因政治的需要而临时变动 , 违背了军事指挥原则。前线将领在面临战场实际时 ,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 权宜变动军令 , 但对外不得不隐瞒实情。这便是号称“八百壮士”的缘由 [1]。
30 日夜，谢晋元接到撤退的命令。午夜时分，谢晋元指挥一营各连按顺序梯次撤退。四行仓库 4 天守卫战，毙敌 200 余人，伤敌不计其数，中国军人伤亡 43 人，其中十余名殉难 [2]。
据史料分析，淞沪会战在当时对中国战局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四行仓库保卫战则是淞沪会战上海战场的最后一战。这场战斗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军事利益，单从军事角度考虑，这次战斗简直是没必要的“牺牲”，但当时为了给所谓的“九国公约会议”营造舆论，当局不得不采取这个措施，命令 88 师派部队死守。因此，“四行仓库保卫战”其实是一场“打给外国人看”的战斗，事关中国在九国公约会议上的形象，其战略目的并不在军事上而在造成国内外舆论上。实然史实的背后尽显弱国的悲凉。同时“四行仓库保卫战”是战场上十分罕见的可以“现场观战”（隔着苏州河从租界观看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战斗，形成了媒体报道与战斗进程同步的奇观。
从“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策划开始，这场战斗就被赋予了英雄的韵味，大众传媒记忆建构亦成为社会认同塑造的重要力量。10 月 29 日报道的重点是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升起了中国国旗。国民党的官方喉舌《中央日报》使用了极具吸引力的“闸北一高楼国旗招展，我壮士八百人孤军奋斗到底”的标题，直接描述了战斗中升起国旗的悲壮故事。“升旗”背后则衍生出更具传奇色彩的“献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