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影指数:《地球最后的夜晚》在大众层面所引发的喧嚣,令我产生了思考:作为受众的观众,何以成为电影《地球》的危机?这也是在《艺术社会史》的最后一章所提出的问题,豪泽尔提及,电影自诞生以来就面临的危机之一,就是必须要面对“非艺术公众”的受众。身处2018年,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如今的艺术欣赏不再是上流阶层才能进入的地界,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进门的入场券。
《地球最后的夜晚》在大众层面所引发的喧嚣,令我产生了思考:
作为受众的观众,何以成为电影《地球》的危机?
这也是在《艺术社会史》的最后一章所提出的问题,豪泽尔提及,电影自诞生以来就面临的危机之一,就是必须要面对“非艺术公众”的受众。
身处2018年,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如今的艺术欣赏不再是上流阶层才能进入的地界,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进门的入场券。
换言之,当16世纪的画家勃鲁盖尔创作那些起源于宫廷文化的农民画时,他只需要面对身处城市的上流阶层;他们购买与观看村野题材的艺术作品这一行为背后,是“贵族们看老百姓的日生活获得的快乐”。在当时,艺术的欣赏群体固定在一个可以被清晰定义的社会和文化阶层。
而20世纪以来,随着艺术的民主化,所谓的“艺术欣赏群体”也随之瓦解。电影院是身处民主化前线的,在这里,每位观众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身份,跨越一切的社会范畴。
如果我们承认《地球》是一部工业化体系下所制作出的艺术电影,那么必然的,它的每笔资金最初投入的目标,都是需要每位观众额外劳动付出,才能收回并赚取。那么作为受众同时也作为消费者的观众,他们付钱的条件性,就必然会变成了《地球》的艺术因素之一。《地球》在这一语境下,首先是一部商业片。
在理清楚这一层面上的《地球》与其受众的关系后,我们才能以一种不抱着偏见与偏激的心态,来讨论这一次《地球》所获得的极端差评的背后,每一位观众所产生分歧的意义所在;并更加清醒地体认到电影的社会功能和电影创作与其所处社会的关系。
就个人而言,始终觉得所谓的豆瓣文青、抖音用户、猫眼淘票票用户,提不上说能够产生多大的分野,我们在本质上的差别没有那么大,充其量是平台发声渠道的差异,令人容易产生不同维度上的认同感。即便是豆瓣上的影迷群体,也不见得工作与生活都围绕着电影转。
这种断然二分的、对立的论调,诸如“影迷与路人观众势不两立”、“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信仰不同,后者有害”之类,都是站不住脚的、企图引发更深层矛盾并带有恶意的论调。
在网络时代,各平台用户就必能在电影审美上达成的“所谓区分”,其实多是刻意的错觉——很多人在强调影迷和普通观众的身份与眼界差异,却常常会忘记,我们之间的差别很大却又没那么大;不少人口中所谓的“普通观众”,可能就是你的上司、你的父母、你的男女朋友、你的闺蜜兄弟、或者是前脚还给你送快递送外卖的小哥。
诚然,每个人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但当组合成一个群体,即便是流动的、模糊的,也会产生一些趋同性。我们不应该凭着自己的想象,就把给出差评的群体,划入到“普通观众”这种刺眼、甚至带有歧视感的抽象标签里,幻想全场都是些门外汉、只有自己是懂电影的。
不过,《地球》引发的冲突和口碑的争议,还是有些太夸张了,也的确打破了一点我的认知。
在联合出品方之一的猫眼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人的意见——73.2%的人给出了1-2分这一数值的评分,这几乎是史无前例的。
我曾经说过,“上映难产、发行困局、关注稀少”是目前国产艺术/文艺电影面临的“三座大山”,对这些作品而言,上院线是遥遥无期的一件事,即便最终折腾到上了院线,还是很可能难逃个位数排片、个位数上座的尴尬情形,比如最近的例子《淡蓝琥珀》、《冥王星时刻》,几乎都是“自我放弃”式上映,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大的讨论。这是很可惜的。
但这些电影界老生常谈的话题,其实一个都没有发生在幸运的毕赣身上。从《地球的至暗时刻》,那篇制片人的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在业界算是收到了“穷追猛捧”的运气,很多人愿意给予他和他的团队以信任,即便过程有很多艰难,每个人都很辛苦,最后结果还算是好的。
这部电影从拍摄、制作到戛纳亮相,再到宣发一次次包装后引发的话题度和全民观影,至如今的口碑雪崩,这一整条线的运作都是工业化体系下的“商业艺术电影”操作,是一个极少数的个例。
于是乎,我初步出于自我的眼界和理解,尝试着给出上述问题的答案:
作为受众的观众,并没有成为《地球》的危机。《地球》的危机,在于它所想要融入电影工业体系的姿态与观众所产生的断层。
电影营销在本质上不会伤害一部电影,真正伤害《地球》的问题在于,它既然选择了工业化的道路,就最好不要把自己的定位选择,定在一部“犹疑与遮掩”的电影上。
是的,不是一部“难懂的电影”,而是一部“入口被遮掩”、“表达存在犹疑”的电影。
难懂,从来都不应该成为商业片的差评理由。如果拿一些今年剧情容量更为复杂的华语电影来作比——《无双》、《血观音》、《暴裂无声》,或者是我个人认为与毕赣很接近的导演诺兰的一些电影来作比——《记忆碎片》、《盗梦空间》、《敦刻尔克》、《星际穿越》,就会发现,它们同样对观众有着很高的要求,构建了一个叙事上的时空迷宫,却至少能够给予观众那团阿里阿德涅之线,让观众意识到自己身处何处、所为何事。
不得不说,这些电影的创作者也许才华上不如毕赣,但他们是真的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如何让绝大部分观众,获得他们付出之后所应当获得的东西。
(在这里不提塔可夫斯基或邦哥,一是我个人觉得毕赣除了借鉴他们很多,倒也没那么地像他们,没必要老拿来比;二是即便他们不拍七千万投资的电影,也会在电影里表现出自控的、想要不断构建沟通渠道的努力,表达也很坚定而非遮掩和犹疑。)
《地球》的文本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是利弊共存的。在电影的前半部,电影的时空线索裂成了两个,这些现实碎片并非全部都在电影的真实情境中发生,而是虚实相并,把两个相差十二年的不同时空进行表层的逻辑建构。
但在建构的过程中,毕赣使用的是并不清晰的思维和过度的前后符号对应,这些都表现出了毕赣拍摄这部商业片时,作者身份的尴尬与不可解,他还未找到一个更好的协调方式,也没找到一个更可行的方式去完成建构。
相反,被很多人在艺术性上所看不上眼的、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虽然的确存在很多的瑕疵;但一个起步比毕赣低的他,能迅速在工业化体系下找准自己的位置,并不断地消解尴尬、从而重获自己新的作者身份,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
影评人把噗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毕赣的时间意识过强,致使电影体验被损害了。我有着差不多但些许不同的意见。差别的意见是:《地球》把时间物化成了概念,是空间化、舞台化的时间,伴随着创作者的不确定,最终共同带来了机械感与生硬感,而没有融汇在一条时间流里。换言之,时间在毕赣的手上是道具,不是河流;《地球》的创作,在部分段落看来是有“诗性”,但总体上看还是更偏向绘画,而非诗。
《地球》这部电影,对于自觉性高的观众而言,他们可以自己编织自己的阿里阿德涅之线,来获得迷宫的钥匙。部分观众的确可以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对影像的投射,从而对每个碎片编码、拉成像样的时间线(比如豆瓣上梳理剧情线的很多解谜帖)。在这一系列动作完成后,这些观众才可以用一种公平的、获得尊严的方式,给出《地球》的好评或差评。
但由于毕赣对自我的不确定性,以及他未完成的自我建构,让《地球》成为了那些无法产生公平产生对话者的灾难,也就难怪这么高的差评率。那些在电影院里抓耳挠腮却还是不知道该如何界定每一场戏时空关系的观众,是某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顾客永远不该遭受刁难和刁难后的诘难,这是老掉牙的道理,倒也没什么错误。如果一部电影无法给大多数人带来共情的能力,它也许仍旧是部好电影,却是一个不适合被过高投资、过度工业化的项目。
所以这道题目的解决方法,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表达上带着非常不确定性的创作者,如果不是自我风格极度成型自洽(比如王家卫),那还不如尽量少地接触过高的资本(《地球》7000万的成本)。否则,在工业体系的同化和压力之下,创作在很多时候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当然,就个人而言,我虽然不那么喜欢这部电影,却还是下意识、也当属必然地选择支持它,甚至要在各个平台都发声支持,也会在朋友圈为它拉人打高分。
因为就算如我上文所言,《地球》在面对几个情况下的危机之后都接连失败了;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它的存在会给我们的电影市场带来更进一步的可能性。支持,是我力所能及的一点小事,也符合我对当下“艺术民主性的解放”的认知。
艺术民主性的解放,不意味着艺术家要以受众的全部标准来制作、生产作品,那只会是在表面的和谐下充满了百害,把电影的可能性导向更同质化、甚至更垄断的道路上。
它应该更多地意味着双向对话与提升。这是理想的,却也不是不可能的,需要整个行业共同的努力。也许市场在经历这一次动荡之后,有一些规则可以发生转变——比如,用更理性的态度去对待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的话题度营造;比如用更大的耐心去对待更多青年导演不够成熟但有其存在意义的电影;比如,更多的艺术电影能采用更为可控的发行和更为合理的制作规划。
最后要提一句,这次《地球》面对公众的口碑折戟,在各个方面上都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以上也只是抓了几个我认为重点的方向,而更为具体的理由还有许多许多。
对于《地球》遭受的差评,你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