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戏曲背后的传统思想文化

游逸恬

   中文摘要

本文从分析《西厢记》戏曲情节出发，分别从三个角度探讨戏曲创作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以及产生这种文化的原因。

关键词：   西厢记门当户对科举制大团圆

《西厢记》主要叙述书生张生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之后又在崔母的极力阻挠下，张生不得不赴京求取功名，最终金榜题名，“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

一、中国传统婚姻“门当户对”观念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国家，自古以来都是以宗族制度和大家长制度为核心的社会集体，社会等级制度相当严密，父母、长辈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门阀制度也是深入人心，可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讲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子女是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伴侣的，更谈不上自由恋爱。

《西厢记》中，老夫人治家严谨，为人刻薄，门阀观念深入其心。虽然相国已死，门庭冷落，家世渐衰，但她仍不忘自己是相国之妻，博陵崔氏、荥阳郑氏的后代，企图通过联姻来维持门第、重振家业。在孙飞虎兵围普救寺的危急关头，老夫人献出一计，假装将莺莺许配给张生，待张生想出计策，击败敌军，解救众生之后，老夫人自然要履行诺言，将莺莺许配给张生为妻，谁料情形不妙，崔张二人早已情投意合，老夫人却变卦赖婚，要他俩结为兄妹，其根源是张生地位卑微，一贫如洗，两人门不当户不对，她老人家是怎么也不会将女儿嫁与一个穷苦书生的。当得知崔张二人已私下结合之后，拷红变成了被拷，老夫人不得不被迫承认他俩的关系，可她怎肯罢休，非逼得张生去考取功名，说道“俺三辈而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她表面上慈眉善目，通明大义，事实却尊崇权贵，极力维护封建门阀制度。

我觉得中国古代社会如此重视“门当户对”，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森严的等级制度导致了作为贵族与富户的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阶级名望、家族权威及社会地位的长久性，常常会通过本阶级内联姻的方式来加强和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及扩大统治范围。因而，“门当户对”的择偶观实质上就是一种阶层内婚姻，是同一阶层内择偶男女双方对各自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进行转换的一种惯常方式。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农民，只能在本阶层内寻找配偶。

第二，经济因素的考量和现实生活的需要是造成当时社会盛行“门当户对”婚姻观的另一重要原因。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落后，人们在选择结婚对象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婚后的实际生活，也就是说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个人行为，还要和维持一定生活所需要的经济能力、老人的赡养、孩子的抚养联系在一起。这种现实的生活就需要在缔结婚姻的过程中充分的考虑对方的经济条件，最低的要求也要和自己家庭的经济实力相差无几，如此才比较容易接受，婚后的生活才能有所保障。

二、“文人进仕”的科举情结

科举取士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制度，科举的发展有其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中国的选官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与社会发展相应的结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因读书是通往科举仕进的最佳通道，而科举首次为全国上下没有身份地位的读书人提供了一条公开、公平的晋身之路。因而，科举成了穷人改变自身命运，光耀家门的最好渠道。

《西厢记》中，科举考试引发了故事情节的展开，并贯穿始终，乃至剧末也还是以科举作结。张生是该剧的男主人公，他之所以会来到普救寺与莺莺偶遇，还得归功于科举考试制度，“小生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小生就望哥哥一遭，却往京师求应。”张生此行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参加科举考试，以求取功名，只因路过中原，要去探望好友，便在寺中借宿几日，从而与相国千金美丽邂逅。但这位饱学之士在偶遇莺莺时，却将功名利禄抛向九霄云外，将23年的艰辛与努力置于十八层地狱，义无返顾地把追求自由爱情放在第一要务。于是经史子集却成了他追求爱情的幌子，在之后的岁月里他相思难寐，更别说读书学习了，在普救寺英雄救关，绞尽脑汁争取爱情，终于爱情有望，却遭崔夫人拒绝，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张生迫不得已，只能赴京赶考，未料到自己的爱情却建立在功名的基础之上“得官啊，来见崔夫人；驳落啊，休来见崔夫人”

这说明崔张之间的阻力依然存在,想要彻底消“科举制度把中国文人与官僚仕途联在一起,随除只有科举仕途一条路可走,因此中举是解决矛盾着时间的推移,科举与文人的联系成为了一种定势。的关键所在。张生最后金榜题名,回到蒲州迎娶莺文人为了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心愿,总是试图依托莺成亲,实现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23科举这条所谓进身之路。这说明崔张之间的阻力依然存在,想要彻底消除只有科举仕途一条路可走,因此中举是解决矛盾的关键所在。张生最后金榜题名,回到蒲州迎娶莺莺成亲,实现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元代由于是少数民族统治,他们对先进文化的接受程度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在长时间里轻视汉文化,从而轻视儒生,甚至长时期取消了科举制。这对元代的文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社会现实粉碎了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文人虽然满腹诗书,帝王之家却不再收买。但是元代文人并没有因科举制度的中断而放弃科举梦面对现实的磨难,他们并没有倒下,而是积极地寻求想,正是这种时时纠结于心的科举情结让他们新的出路。他们用自己的笔肆意书写着胸中的愤懑创作了大量有着科举情节的杂剧,在笔下的人物身和理想,以此来寻求心理上的安慰和精神上的慰藉。王实甫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极有才华,然而科举考试的取消让他没有了进仕之路,社会地位一落千丈随之所有的梦想都化成了泡影。剧中的张生寄托着他的科举之梦。他笔下张生的中举是他自己科举梦想，张生就是他自己的写照。

三、“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

《西厢记》中的张生,在中了状元之后,才与崔莺莺“终成眷属”的;王实甫成功地树立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大团圆的典型。后世大团圆的故事中，基本上是遵循这个模式:主人公先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的磨难和考验，最终总以善良战胜邪恶，夫荣妻贵来作为结局。

究其根源,我认为这与当时文人的思想有关,与他们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传统民族性格和心理特征有关。主要是因为两个因素：第一，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可以宣泄痛苦的情感。大团圆是文人进行情感宣泄,达到自我调节的一种有效的手段。虽然,这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团圆,于现实并没有多大的实质性改变,但在心理上,可以减轻痛苦,达到心理平衡。用大团圆结局宣泄痛苦的否定性情感,是古人解除痛苦,变否定性情感为肯定性情感的积极方法之一。

第二，古人从大团圆的胜利中产生认同的心理机制。分享了别人的胜利和幸福,便会暂时忘记自己的苦难,冲淡了心中的痛苦,找到了精神的避风港。认同心理机制,虽属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但是能在心灵上得到慰藉和安宁。第三，从文化特质的角度来看“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意识，强调多元的和谐、异质的协调与对立的消解，于有限中呈现无限，无限而又回归有限，追求至真至普至美的圆融。”可以说，“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是大团圆现象深层次的文化根源，也深深地影响这一文化现象的生长与传承。

《西厢记》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应得益于王实甫在戏曲中注入了传统文化，让观众在看戏时产生共鸣，享受着戏曲带给他们的满足感。

很多人一提到传统文化，脑子里浮现出的便是“封建”、“落后”等消极的字眼，甚至历史高考标答中也写着：“振兴中国必须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否定封建传统思想。”封建本是“封邦建国”的意思，今日演变为对清朝前存在过多的各种事物否定的称法。如封建迷信，封建制度等等。

我个人觉得传统文化依然延续至今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当代中国人。比如：“门当户对”婚姻观和从前相比，这个观念确实淡化了很多，但依然还是父母替子女择偶的一个重要标准之一。可能生活在同一阶层里的两个人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生活方式习惯等。恋爱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婚姻倒更像一种社会行为。还有古代科举选官制。我个人觉得是隋炀帝制定的一项非常了不起的社会制度。虽然到了明清时期“八股取士”等禁锢了学者思想，但总体上来说还是给寒门学子开辟了一条相对公平的，通往上层阶级的道路，与从前依靠“举孝廉”、“世族门阀”选官相比。而现代呢，也是通过“高考”这一方式，让许许多多寒门子弟改变了命运，通过自身的高水平考上的顶尖大学，接受精英教育，谋求一份体面的职业，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提升家庭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