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王朝，自公元 317 年司马睿建国至公元 420 年刘裕代晋，期间先后有祖逖北伐、瘐亮兄弟及殷浩的北伐、恒温三次北伐以东晋末年刘裕北伐等。然而这些北伐战争的领导者或者支持者都代表了一个利益集团，当然其中也不乏真正的忠君爱国者。那么当时在北伐大的环境之下，各个阶层各个团体派系他们对北伐是怎样的态度呢？
关键词：北伐 心理状态
自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到晋武帝咸宁六年（279年）灭吴，结束了三国鼎立局面华夏再次趋于统一。可好景不长，命运多舛的西晋王朝先后经历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终于在晋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灭亡。至此华夏再次分裂，北方出现了战乱纷飞的局面，而南方则建立了以司马睿为中心的东晋王朝。
东晋王朝，我们可以说是晋王朝的延续。当然，它已没有了昔日的辉煌，偏安于江南，在实质上只能算作晋王朝的一个流亡政府。它是在江东士族和北方南渡士族的共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我们先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西晋末年，随着中原局势进一步恶化，洛阳陷落，中原士族人物纷纷南奔。这些流亡士族成为东晋政权立足江南的政治基础。早在西晋灭吴之后，江南尤其是江东地区迅速膨胀的世家大族，在当地仍然有着强大的社会基础和私人武装。八王之乱中，出仕西晋的江东大族名士大都弃官返居乡里，伺机而动。这就为司马睿立足江东提供了充足的客观资源。
那么司马睿又是何许人也呢？为什么他能掌控当时的局面？司马睿为司马懿子孙，属于西晋皇室疏宗，但他毕竟有司马宗族的名分，而且又经西晋朝廷正式任命为都督扬州诸军事，正所谓名正言顺。所以司马睿号召，就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而流亡士族也需要一个立足江东名目，司马睿也就成了不二人选。于是司马睿在王敦兄弟的支持下，百余名流亡江东的士族人物也纷纷投靠于司马睿，为江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司马睿也积极拉拢江东本地士族人物的支持，并通过他们争取更多的江东本土人士的支持和归附。
司马睿于江东建国之后，忙于巩固自己的统治根本无心北伐，北方流亡士族在南方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庄园，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在这种状况下北伐之事也就很少在被人提起。但是在某些时候也有有志之士，主张恢复失地力主北伐。此外也出现了一部分人以北伐为旗号，以谋求自己的利益。因此在东晋王朝也出现了几次声势浩大的北伐行动。
然而这些北伐战争并未取得多少战果，带来的只是民怨沸腾，借用王羲之的话来评价：“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以至于国贫民穷。
那我们现在就来分析推测一下他们各自对北伐的态度吧。
以北伐为事业的祖逖北伐
祖逖，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北）人，其家“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他年轻时就有北伐的志向。西晋永嘉之乱后，曾一度南迁避乱，当司马睿占据江南后，任其军諮祭酒，请求率军收复中原。可是当时的司马睿忙于占据江南根本无心北伐，遂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并给了他上千人，布上千匹，并未给武器装备，这分明就是在敷衍，以安抚人心。可是祖逖在明明知道晋元帝无心北伐敷衍自己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他的北伐大业。
于是祖逖率领和他一起流亡南下时的部曲幕僚北上，并沿途招募流民入伍，兼并豪强，队伍逐渐壮大。
时中原地区，有许多流民屯聚自保的堡垒，流民首领拥兵割据一方，对北方胡族态度不一，矛盾重重。经过祖逖的努力经营各流民队伍或屈服或被击溃，北伐形势一片大好。黄河以南尽为晋土，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其又在北境劝课农桑，稳定秩序，颇得民心，为继续北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可恰于此时，晋元帝为防备王敦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幽、冀、雍、并6州诸军事，镇合肥。因此祖逖归戴渊管辖，行动受到限制，眼见自己北伐梦想成为泡影，又忧东晋内乱将起，遂忧愤成疾而病死军中。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祖逖是真心实意北伐的，即使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仍然自己招兵买马，挥师北进。虽然其北伐并未成功，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抵挡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下，为东晋政权的创立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祖逖，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北）人，在《晋书·祖逖传中》有这样的记载：“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可以看出其家世的显赫，因此我们也可以称其为西晋遗民。因此他在他的内心深处必然有着“上马杀敌，收复失地，以血国耻”的愿望和决心。如《晋书·祖逖传》中写道“大王诚能发威命将，使若逖等为之统主，则郡国豪杰必因风向赴，沈弱之士欣于来苏，庶几国耻可雪，愿大王图之”。
为满足个人私欲的桓温北伐
东晋这个王朝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这源于琅琊王氏因东晋建立之初的丰功伟绩。其实在以后的历史之中还有“瘐与马，共天下”、“桓与马共天下”，“谢与马共天下”。
其大部分时间表现为这几个家族在充分尊重司马氏皇权的名分下操纵权力的格局，皇帝只是名义上的象征。由于抵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南下，他们需要司马氏的号召力。也由于东晋门阀势力的互相牵制，虽使他们能够驾驭皇权，却不能取而代之。
于是在琅琊王氏、颍川瘐氏相继执政衰落之后迎来了谯国桓氏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谯国桓氏的势力在东晋士族当中可谓达到了极致。而桓温就是这时掌握桓氏家族权力的领导者。
谯国桓氏开始兴起于东汉初的桓荣，为当时的望族，桓温就是桓荣的子孙。桓温因其父亲的名望，娶了晋明帝的女儿南康公主，这无疑又增加了桓氏的势力。桓温少年时就“英略过人，有文武才干”。当瘐氏家族衰落之时，为削弱瘐氏家族势力，桓温于晋穆帝永和元年(公元345年）八月被任命为安西将军，镇江陵（今湖北江陵市）以取代瘐氏在长江上游的地位，这无疑为桓温日后能够权倾朝野创造了条件。
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年）十一月，桓温在未经朝廷正式允许的情况下率军沿江西上攻克城都消灭了成汉政权。东晋版图也因此扩大至长江上游，桓温可谓功不可没。桓温也因此升职为征西将军，并且封为临贺郡公，增强了他对朝政的影响。在这件事上可以看到桓温未经朝廷允许擅自出兵，这是非常不当的。可有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突发事件上这也是说得过去的。
那我们再来看另一件事，永和五年（公元319年）五月，桓温因后赵皇帝石虎死，上书朝廷请求北伐。朝中官员因惧怕其势力过大难以驾驭，就不予回复，就指派他人主持北伐。桓温因不得志，就暗中与朝廷对抗，“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永和十年桓温再次声称要出兵北伐，可他却率兵沿江而下抵达武昌，这分明是对东晋中央政权施加压力，后经司马昱反复调解，才率军回驻江陵。然桓温并未被追究相关责任，反而被升任为太尉。由于殷浩率军北伐，连吃败仗。永和十年，桓温上书弹劾殷浩败军之罪，殷浩因此被贬为平民，从此桓温便尽掌朝廷内外大权。
自永和十年（公元354年）至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在这期间桓温接连进行了三次北伐。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可以看出桓温的每一步出兵无论结果怎样都会伴随着升官揽权，他的出兵北伐更大程度上是为自己树立权威，并非像祖逖那样是真正的忠君爱国。就这样经过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桓温在北伐的旗号下逐渐将其势力从长江上游一步步扩张到长江下游，建康也成为其掌中之物。
他的几次北伐时常败军，威名大损，急需用某种手段进行弥补。甚至于太和六年行废立之举，妄图自己能够通过某种方式荣登帝位或专制朝政。北伐始终只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幌子。桓温以北伐为旗号，为自己的政治野心，赚取政治资本。
那江东士族对于北伐又是怎杨的态度呢？
江东士族在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是当东晋政权趋于稳定之后，江东士族并未能在政治、经济上和北方南渡士族取得同等的地位。晋元帝司马睿为取得江东士族的支持，表面上对他们进行拉拢、安抚。可是给予他们的都是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如让贺循担任太常，纪瞻担任侍中。面对如此状况，自然引起了江东士族的不满，甚至一度引发了周玘、周勰的相继两次起事，反抗东晋政权，皆因泄密而失败。在东晋江东士族心中，以司马睿为首的北方南渡士族只是一批比较特殊的流民，他们占据了自己世世辈辈祖居的土地。
司马睿也曾说过：“客人国土，心常怀惭。”司马睿也时常感到江东士族的势力对于东晋政权始终是威胁，于是对待他们的政策也逐渐由拉拢变为分化、削弱，江东的一些世家大族在这种政策之下也逐渐衰落和瓦解。
可见当时的江东士族一方面从内心对于北方南渡士族进行抵触，他们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江东士族始终不被东晋政权的统治者所信任。因此在东晋年北伐的过程中江东士族是不可能参与其中的，况且北方南渡士族也不可能让江东士族来和自己争取北伐的功绩。因此在这种无从参与的情况下，我推测面对北伐江东士族也只能是消极的对待。
即使他们支持北伐，那也只是有一种保卫家园的心理，抵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使自己
的家园免受战乱之祸。
东晋皇帝真的想收复故土吗？
作为偏安一隅的东晋政权，它一直以华夏正统自称，坚持对北方相继而起的政权施加影响。东晋皇帝对于北伐也往往是有心无力或者说他根本并未想过北定中原，北伐成为其笼络人心、安抚民心的口号。
晋愍帝于长安即位后，遥命司马睿为丞相、大都督中外诸军事，令其率众北伐，攻击匈奴石勒所建汉政权，收复洛阳。而司马睿却急于占据江南，增加势力，根本不愿意考虑北伐的事。
然当，晋愍帝被俘，长安陷落，司马睿却全副武装，率军于野外扎营，传缴四方，征兵天下，做出北伐的样子。可是其并未发一兵一卒。待晋愍帝死后，在士族人士的拥戴下，即称帝于江南。司马睿所做出的北伐分明就是想博取北方南渡士族的支持，以北伐为号召，聚集南渡有志之士，增加自己的势力。
在其之后的后继皇帝，于北伐中也并未有多少建树，也往往是以皇权稳固为目的，维护自己的权利。如当祖逖北伐时，为防御王敦权势太盛，任命戴渊征西将军，镇合肥。使祖逖归戴渊管辖，行动受到限制，北伐大业也功败垂成。
在这之后的殷浩北伐，目的也只是以北伐为幌子，阻止桓温北伐，防止桓温权势过大，难以驾驭。可见东晋皇帝时时处于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其根本没有精力做北伐的打算。即使有心也常常因东晋王朝内部的斗争而化为泡影，一方面是收复祖宗基业，一方面是守住自己既得利益，所以东晋皇帝完全就是一个矛盾体。
下层百姓对于北伐又是什么态度呢？
我国百姓自古就有“安土重迁”乡土观念，当石勒在晋王朝故地建国，因其为少数民族政权，必然会与中原故地老百姓产生矛盾。因而西晋臣民为躲避战乱纷纷南迁，老百姓也被迫无家可归，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的。世家大族南迁后必然会失去以前家族所拥有的辉煌,而他们的祖产、祖先的坟墓都还在北方故地。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再次回归故地，以重建祖先的光荣。北伐成为他们回归故地唯一的途径。当恒温第一次北伐进入关中驻军灞上（今陕西西安东）时，关中百姓闻晋军至，皆持酒来迎，并且感激地说：“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官军”两字充分说明了西晋王朝在关中老百姓心中的位置。同时也说明了老百姓对于东晋政权的支持与认可。在老百姓心目中唯有晋朝政府才是正统，才能代表整个国家。可见他们是渴望东晋政权会师北伐回归中原的。
东晋王朝初期有用北伐作口号，为自己取私利的，也有一心执着于北伐的，再者东晋政权未能团结各个势力集团，致使其矛盾重重，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可谓是同床异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