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儒效》言：【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而狂惑戆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辟称，老身长子，不知恶也。夫是之谓上愚，曾不如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腼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此之谓也。】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一切有益于世事的，为之，不利于世事的，废之。体现了务实精神，这正是荀子之学说对中国社会的治理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及贡献的内在原因所在。

《黄帝内经》真正的宗旨要点，即在《举痛论篇》中所说的三要义：

“黄帝问曰：（一）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必须要在人事上有实际应用，及实验经历才对。（二）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三）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如此则道不惑而要数极，所谓明也。”

“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必须要在人事上有实际应用，及实验经历。 “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博古必要通今，任何学问，如果只讲现在，不通古今绵延演变的因果关系，都容易落入偏见。“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从政或从医等一切事务及学问，须先从本人身上实验做起。“如此则道不惑而要数极，所谓明也”。

正如顾炎武说：“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务当世之务”，密切联系社会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是经世致用学者的为学宗旨。朱之瑜（明朝中国五大学者之一，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可谓儒释道合一者也。开创日本水户学。他的学问和德行得到了日本朝野人士的礼遇和尊重，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聘请他到江户（今东京）讲学，执弟子礼，许多著名学者都慕名来就学。朱之瑜在讲学时摒弃了儒家学说中的空洞说教，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他的思想对日本水户学有很大影响。以舜水学说为宗旨的“江户学派”一直影响到“明治维新”，为日本的繁荣与进步作出了贡献。朱之瑜逝后，他讲学的书札和问答由德川光国父子刊印成《朱舜水文集》二十八卷。朱之瑜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一起被称为“明朝中国五大学者”。）说：“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生民之不遂。”他们把天下、邦国、生民之事都作为“当世之务”的具体内容。李颙（明清之际哲学家，李颙在理学上的造诣，与黄宗羲、孙奇逢并称为“海内三大鸿儒”。其著作在康熙、雍正年间均有刻本，光绪时补入《四书反身录》等篇。）说：“学人贵识时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真拥衾之妇女耳，亦可羞已！” 这种康济时艰的精神，与理学的空谈学风，形成显明界限。明清之际中国的务实之风，继荀子之又起一秀。这也是明清之际荀学热又升温的动力之一：社会之需要，学者之推动。

“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如果不以中道行事，谓之奸事、奸道，此所以乱世之根也。

此乱世之说，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若知，反而是乱法、乱世之祸因也。荀子所谓中事中说，以“有益”、“无益”为准则，其所指斥“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云云，原就是惠施邓析等人的的主张。而《非十二子》，语及惠施邓析，固又谓其“辨而无用，多事而寡功”，然则所谓有益无益，换言之，即有用无用矣。

“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腼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此之谓也。”这一段，荀子说：中道行事，礼义为本，最恰当地体现了先王之道，它为君子所奉行。君子能使世间的一切各得其所，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恰当的。以此推之，于理于事有益的言论和行为都是恰当的，是应该提倡的并奉行的。中道行事，礼义为本，理论联系实际，成就务实世功。在实践中总结升华理论，理论进一步指导实践，体现先王之道，开拓后世典范。

（一葉/2021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