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不能理论的批判
我们的看法是，不能理论家的许多错误，尽管根深蒂固，需要被抛弃，但绝不是本质上的或不可能避免的。不少错误的是本能论者和他们的批判者共同具有的。
1、简化论
20年代及20年代的大多数反本能论者，如伯纳德、化生、郭任远等，批评本能论的根据是，不能不能根据特定的刺激—反应概念来描述。简言之，就是指责本能不符合简单的行为主义理论。这是真的，不能的确如此。
动力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现在并不看重这种非难。他们一致认为，仅仅用刺激——反应概念时不能解释任何重要的人类完整的品质或完整的活动的。
这样一种企图只能引起混淆。把反射与标准的低等动物不能混淆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前者是纯粹的运动肌的动作，后者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特点。
2、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
我们没有理由一定在完全的不能与非不能之间的进行取舍。为什么不能有残存的不能、不能有类本能的某种尚属行为的东西、不能有程度不同的、不能有不完全的不能呢？
在学术界，有太多的做着不加区别地使用本能这个词代表需要、目的、能力、行为、直觉、表达、价值以及感情的伴随物，有时取其中单独一项的含义，有时代表几项的结合，其结果就形成了不精确用法的大杂烩，正如马莫尔和伯纳德指出那样，几乎每一种已知的人类反应，都被这个或那个做着描述为本能。
我们主要的假设是，人的欲望或基本需要至少在某种可以察觉的程度上是先天给定的。那些与此有关的行为或能力、认知或感情则不一定是先天的，而可能经过学习或引导而获得的，或者是表达性的。必须学习的是追踪目标的行为。
不能论者和他们的反对者的严重错误都在于用非此即彼的两分法而不是按程度的差异来考虑问题。
一整套复杂的反应，怎么能够说要么完全是有遗传决定的，要么完全不是由遗传决定的呢？任何一个结构，无论怎样简单，不可能是只具有基因的决定因素，更不用说任何完整的反映了。
在另一端，同样明显的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完全脱离遗传的影响，因为人也是一个生物族类。
这一站不住脚的两分法所形成的一个混乱的后果是出现了一种倾向，只要任何习得的迹象显露时，就断言这是非本能的，或者相反，假如有一丁点遗传影响的证据，就判定这是本能的。既然对于大多数甚至全部冲动、能力或者情感来说，证实这两种看法都是容易的，这样的争论必然永远不可能解决。
3、压倒性的力量
本能理论家所使用的范例是动物的本能。这导致各种错误。例如不去寻找人类独有的本能，然而，从低等动物研究中得出的最有害的经验酿成了这一个原理：本能是强大的、牢固的、不可更改的、不可控制的、不可压抑的。然而对人类却并非如此
我们认为，基本需要有着可以察觉的遗传基础，但假如我们仅用肉眼去寻找本能，并且只有当一种本质显然而且确实独立于环境，并且比全部环境力量更强有力是，才认为它是本能，那么我们就很可能犯大错误。
为什么就不会有虽然是类不能但仍然较容易受压抑或控制的需要呢？为什么就不会有容易为习惯、按时、文化压力、内疚等掩饰、更改甚至抑制的需要呢？也就是说，为什么就不会有弱本能呢？
也许，推动文化论者攻击本能论的力量主要来自这样的误解，即吧本能等同于不可抗拒的力量。任何一个人种学家的经验都同这种看法相抵触，所以攻击是可以理解的。
假如我们对文化和生物两种因素都可以有恰当的尊重，并且，假如我们进一步考虑文化是比类本能的需要更强的力量，那么，下述主张就不是谬论而是理所当然了，如果我们要使柔弱、微薄的类不能的需要不被更强的、更有力的文化所吞没的话，就应该保护它们，而不是相反。
它们很可能被吞没，尽管这些类本能的需要在一种意义上说是强大的，即它们顽强地坚持要求获得满足，一旦受挫，就会产生严重的病态后果。
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有助于确立这一论点。我们认为，揭露、顿悟和深度治疗—这种治疗方法实际上包括催眠治疗和行为治疗之外的所有治疗—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要揭露、恢复和加强我们那些被剥削了的和失去了类本能倾向和本能残余，恢复和加强我们那些被削弱和失去了类本能强项和本能残余，回复和加强我们那些被掩盖了的动物性的自我，回复和加强我们的主管生物学。
这一终极目的在所谓的个人成长训练办理的表露得最为明显。所有这些—心理治疗和实习班—都需要人们付出高昂的、痛苦的、长时间的努力，这种努力需要人一生的斗争、耐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及时这样，最终还有有可能归于失败。
动物的自然性为何在自我实现这哪里可以看的最清楚，而在神经症患者或“一般病人”那里则表现得最不清楚。甚至可以说，疾病经常意味着一个人的动物本性的丧失。这样就出现了下面这一似乎是矛盾的情况：在那些最具有灵性的人、最具有智慧的圣人、最具有理性的人身上，我们可以同时看到最清楚的人类性和动物性。
4、原始冲动
只注意动物的本能还导致了另一个更严重的错误。由于某些或许只有清醒的历史学家才能解释的不可思议的原因，想文明已普遍相信，我们身上的动物性，是一种恶的动物性，我们大多数的原始冲动是邪恶的、贪婪的、自私的、敌意的。
神学家把它叫做原罪或魔鬼。佛洛依德主义者吧它叫做本我。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教育学家，也用各种各样的名称来称呼它。达尔文是如此赞同这种观点，以致他只看到了动物界的竞争，完全忽视了同样普遍存在的合作，没有主义到克鲁泡特金曾经轻而易举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这种世界观的表述方式质疑，就是把我们的动物性看成与狼、老虎、猪、秃鹫或蛇的本性一样，而不是用稍好些或至少温顺些的动物，如鹿、象狗或猩猩来比拟。
这种表达方式，是“将我们的内在本性解释为恶的动物性”但应指出，如果必须从动物类推到人的话，我们最好选择那些与我们最接近的动物，如类人猿。
5、本能—理性两分发
我们已经看到，本能与对新事物灵活适应和认知适应的能力，在中系的阶梯上往往是相互排斥的。
我们对其中一个发现的越多，对另一个可以期待的就越少。这样一来，一个知名的甚至悲剧性的错误很早以前就酿成了，这种错误把人类的不能性冲动与理解力截然分开。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结果或者隐含的目标可能是同一的、合作的，而不是对抗的。
我们的论点是：认识或理解的冲动也许与归属感和有爱的需要一样，是意动的。
在一般本能—理性的两分法或对比中，相互对抗是错误定义的不能和理性。
如果按照现代只是来正确地划分，它们就不会被看成是相互对立或对抗的，甚至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作为今天来定义的健康的理性与健康的类本能的冲动，在健康人那里并不相处排斥，而是指向同一个方向。
当前已获得的所有科学资料指出，保护、宽容、爱、尊重儿童，在精神病学上是合乎需要的。这也是儿童所希望。
正是在这种非常明确的、在科学上可检验的意义上，我们断言类本能的需要和离行式合作的而非敌对的。它们表面的对抗是只注意病人而产生的假象。
假如这一论点成立，我们因此就将解决一个古老的难题：本能与理性，谁应该是主人？其实这就像另一个问题一个陈腐：在一个良好的婚姻关系中，应该为主人的是丈夫还是妻子？
6、不能与社会的对抗
弱势的类本能需要一个仁慈的文化来孕育它们，使它们出现，得到表现和满足。它们很容易被恶劣的文化环境所摧残。例如在我们的社会中，必须有相当大的改进，柔弱的遗传性的需要才能指望得到满足。
认为本能和社会之间、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对抗，是一个可怕的未经证明的论证前提。
它的主要借口是，对于病态的社会和个人来说，实际上就是倾向于这些对抗。但事情并非如此。在良好的社会中，这不可能是真实的。
健康社会状况下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合作的而不是对抗的。是由于在恶劣的个人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存在着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错误看法，不正确的两分法才依然存在。
7、分离的不能
正如大多数动力理论一样，本能理论的缺陷还在于，它没有认识到各种冲动是一在一个强度有差异的层级序列里能动地相互联系的。
如果孤立地对待每一个冲动，形形色色的问题一定得不到解决，需要似是而非的问题就会产生。此外，价值或者选择选择也被忽略了，而它们恰是使我们决定一个需要比另一个需要更高级、更重要或者更基本的重要尺度。
孤立的看待需要，那么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迫切地要求满足，这就是说，要求它自身的湮灭。这给本能敞开了通向涅槃、死亡、静寂、体内平衡、自满、稳定的大门。
这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任何一个需要的满足，随着它的逐渐平息，其他曾经被挤到一旁的较弱的需要就登上了突出的地位，力陈自己的要求。需要永不停息。一个需要的满足产生另一个需要。
8、对不能的抑制
在将本能解释为恶的动物不能的同时，人们认为，在精神错乱者、神经症患者、犯罪、低能者或者孤注一掷者身上，这些恶的动物本能会表现的最为明显。
这种情况很自然地产生于这样的学说：良心、理性以及道德观不过是一种后天的虚饰，与被掩盖的内容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前者于后者，恰如手铐之于罪犯。
这个误解使文明极其所有机构，包括学校、教堂、法庭、理发机关等都被说成抑制恶的兽性的力量。
这个错误十分严重，它酿成种种悲剧。也许，从历史的重要性来看，可以将它与这样一些错误相比：崇信王权神圣、迷信某一宗教的唯一合法性、否认进化论或者相信地球是平面的。
任何一种使人们不信任自己、不信任他人的想法，任何不现实地对人类各种可能性抱悲观态度的想法，都必须对每一场战争、每一种族的对抗、每一次宗教冲突负部分责任。
确认类本能的需要并不是恶的，而是中性的，或者是好的，那么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仅举一例：对孩子的培养将会带来一场革命，在培养他们时甚至用不着说一句含有教训意味的恶语。当我们转而承认合理的动物性需要时，会促使我们去满足这些需要，而不是使它们受得到挫折。
在我们的文化里，一个丧失了部分天真，但尚未被彻底通化的儿童，即那些健康的动物性需要尚未被完全剥夺的儿童，总是以他所能创造出的每一种方式，不断地要求咱去，要求安全、自主、爱等。
久经世故的成年人的一般反应却是：“喔，他不过是在卖弄、炫耀”，或者说，“他只想亲戚人注意”。于是，就把孩子从成年人更前轰走，也就是说，这个诊断通常被理解为一道禁令：不要满足孩子的追求，不要评论，不要赞许，不要喝彩。
如果我们逐渐讲这些对承诺、爱以及赞许的恳求视为合理的要求或权利，就像孩子对待饥、渴、寒冷或疼痛的抱怨一样，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满足者而不是挫伤者。这样做的唯一后果就是给孩子和父母都增添了乐趣，在一起时更愉快，因而也就必然增进相互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