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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2023年底，我刚看完新上映的电影《年会不能停》以后，“中毒”颇深，一连好几天大脑都在回放片中的不少名场面，特别是高潮部分那个有种、有趣又有料的年会，尺度和水准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一想到单位在疫情前曾经组织大家表演过的那些充满形式主义色彩、空洞乏味的节目，我是说不出的郁闷，真是“货比货得扔”啊。
但郁闷归郁闷，该演的节目还得演。这些节目可都是大家在岁末年初工作最忙的时候，花费不少时间、精力和金钱准备出来的，功劳虽然谈不上，苦劳是肯定有的。而且大家完全是以做任务的姿态来做节目，排练时互相检查表情、动作是否到位，绝对不会偏离上级领导的品味和要求。
好在疫情一来，年会就停办了，算是给大家减了负，也为国家省了钱。只可惜好景不长，不折腾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疫情刚一结束，单位就接到了上级主管部门恢复举办年会的通知，要求大家准备一些体现工作特色、去娱乐化的节目。
工作特色倒是好理解，但去娱乐化是个什么标准，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是不需要载歌载舞这种过于活泼欢快的表演方式，还是节目内容必须严肃认真？以前举办年会可从来没有提过“去娱乐化”这种要求，只要政治正确，唱歌跳舞都是没有问题的。
要是按照我的肤浅认识，集体做操和朗读文件应该算作去娱乐化的节目，和工作联系紧密。像单位每周都会组织大家做操，在台上表演相当于换个场地锻炼身体，积极又健康。又比如朗读文件，形式简单，省心省力，只要注意语速和发音，别把字念错就行。平时在工作例会上经常听到领导用带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大声朗读各种单一重复、枯燥空洞的文件，绝对和娱乐一点儿都不沾边。
但我免不了会纠结，这种和做操、开会没什么区别，完全抛弃娱乐精神的年会，还能叫年会吗？再加上我当时仍然沉浸在观影后的兴奋状态，满心指望主管领导能够看到这部电影并受到某种启发，尽快取消年会，大家都省事儿。
没想到我这个不切实际的愿望还真实现了一半，单位领导居然在朋友圈发了一篇影评，谈论的正是这部电影。但她受到的启发可不是减轻大家的负担和直接取消年会，而是年会节目居然可以如此丰富多彩和不拘一格。
更悲催的是，在她丰富的想象力被电影激发出来以后，我们花了比以前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编排节目，表演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从单纯的健身操表演，到不断变换队形，手上交替展示各种写满励志标语的纸板。大家一边手舞足蹈，一边背诵领导最爱强调的服务准则，既体现了“工作特色”，又做到了“去娱乐化”。
相比之下，其他部门为了做到“去娱乐化”，准备的节目过于简单死板，缺乏“技术含量”，不是演绎某个程式化的工作场景，就是把工作报告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最后只有我们的节目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其他部门却因为节目太过敷衍了事，或多或少挨了批评。但受到表扬的我们身心俱疲，一点儿也开心不起来，反而背负了更大的精神压力（领导要求我们再接再厉）。
好在那位充满想象力的领导在年会结束不久就因为工作业绩突出被安排到上级部门任职，离开了我们单位。接替她职位的男领导比较务实，既不喜欢看电影，也没有那么多充满创意的想法。所以第二年准备年会节目的时候，他没有给大家太多压力，不仅减少了表演难度，还简化了表演流程，让人一下子感觉轻松多了。
今年夏天，我期盼已久的《长安的荔枝》终于上映，主演仍是大鹏、白客和庄达菲。他们仨在《年会不能停》中饰演的打工人能替你发声、为你出气，绝不会让你失望，完全对齐了职场小人物的“颗粒度”。
而在《长安的荔枝》中，只有大鹏饰演的九品小吏李善德算是体制内的打工人，白客饰演的商人苏谅和庄达菲饰演的荔枝园主阿僮都是体制外的人。如果没有他俩的真诚帮助，李善德就没法把五千里外的岭南荔枝成功运送到长安。
同时，他俩也付出了惨重代价。苏谅的财产被官府没收，阿僮的荔枝园也损失过半。原本按照李善德的建议，只需要砍三十棵荔枝树运往长安即可。但上边的命令一下达，各级部门是层层加码，为了稳妥起见，居然要砍两百棵荔枝树，属于典型的“上边一张嘴，下边跑断腿”。
要不是后来发生了“安史之乱”，连品尝新鲜荔枝的贵妃都没了，阿僮的荔枝园迟早会被官府“一锅端”，再也别想有喘息的机会。
当然，李善德的境遇也比他俩好不了多少，尽管历尽千辛万苦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但因为性格过于耿直，非要在阴狠的大领导面前摆事实、讲道理，顺便还不忘揭对方的短，差点被大铁锤抡死。
最后，他在大领导的“关照”下，被迫和老婆、孩子回到了运送荔枝的起点，协助阿僮打理荔枝园。虽然他们的生活条件远不能和长安相提并论，但至少心不累，也算落得个轻松自在，不用像以前一样患得患失、担惊受怕。
同样是职场打工人，大鹏在《长安的荔枝》中的角色远比《年会不能停》中的角色要憋屈得多。前者老实本分、认真工作，却长期得不到领导的重视和赏识，不仅没有升迁机会，还被同事设局挖坑，陷入权贵之间的争斗和与时间赛跑的怪圈，差点把宝贵的荔枝和性命都丢了。
影片中最让人细思极恐的地方在于新鲜荔枝被端进皇宫以后，摆在一大堆五颜六色的水果之间，显得那么不起眼。不知道这些品相无可挑剔的水果是否也历尽艰辛，被众多骑手们从天南海北运送到长安。只可惜贵妃的注意力全在安碌山的儿子身上，原本伸向荔枝的纤纤玉手又很快缩了回去。
这位养尊处优的贵妃即便到了生命最后一刻，也从来没有在乎过，为了把“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荔枝从遥远的岭南送到长安，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多少骑手搭上性命？
我们很难想像，古往今来，会有多少人和李善德一样，因为当权者的突发奇想或者身边亲信别有用心的建议，不得不付出惨重代价，拼着命去完成任务？
尽管历史总是相似，人性总是相通，但世事无常，不能停的年会也会因为疫情而中止，不能等的荔枝也会因为“安史之乱”被遗忘，人算终究还是抵不过天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