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大马的逃亡》视为斯文·赫定的猎奇之作，那么可能就会偏离斯文·赫定记录这一经历的本意。对于斯文·赫定而言，《大马的逃亡》不过是其个人经历中的一段而已。而斯文·赫定也无意将此经历作为他个人探险生涯中重要的一笔。

斯文·赫定在中亚的探险经历翻译成为中文的内容其实并不多。如果读者能在斯文·赫定的文字中仔细品味的话，一定会更加关注赫定眼中所看到的辽阔之地，而不是聚焦在赫定所遭遇的种种历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大马逃亡记》记述的人就好象过客一样，而赫定才是那个最为忠实的观众。从这个意义上讲，赫定是以无比的镇定领略了中亚的风土人情。唯独赫定获得如此之多的观看之道没有别的，正如斯文·赫定回答他的探险何以成功的问题时这样说道：“耐心，只需要天使般的耐心！”。

这种耐心，在《大马逃亡记》中的文字中展现无遗。只不过读者若是看重这个故事本身时，反而会丧失与赫定天使般的耐心迎面相遇的机会。

《大马逃亡记》在1935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出版。现在的译本名为《马仲英逃亡记》，这也是斯文·赫定撰写的个人游记中不多的中译本之一。也就是在这本书中，我才发现赫定所言的天使般的耐心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品质，也同样是赫定终其一生探险生涯中愈来愈炉火纯青的功夫所在。而这才是读者在理解赫定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读者在斯文·赫定所著的《亚洲腹地旅行八年》中看到的是赫定对于探险的阶段性总结的话，那么在这部总结性陈述中对于“耐心”的演变描述就显得非常轻描淡写。也只有熟悉了赫定的文笔风格之后，我们才会近距离的观察到赫定的“耐心”是如何陪伴他不知疲倦的长途跋涉的。这种“耐心”在《大马逃亡记》中纤细必现，但也必须有掌握了“耐心”的读者才能从中发现。

如果大致了解斯文·赫定毕生探险的经历，就不能不说中亚对于斯文·赫定而言充满了巨大的诱惑。而斯文·赫定也将其大半生的时间给予了这一幅广阔的土地。斯文·赫定在《大马逃亡记》中记述的是他的重返中亚之旅，这次旅行距离斯文·赫定初次进入中亚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在《亚洲腹地旅行八年》的游记中记述的是1900年至1908年的经历，而在《大马逃亡记》则记述了1924年至1935年科学考察团的经历。那时斯文·赫定已经年届古稀之年。

如果说在《亚洲腹地八年旅行日记》中我们看到的是年轻冲动的斯文·赫定，那么在《大马逃亡记》中则看到一位充满睿智和冷静的斯文·赫定。这其中的分别还是有赖于斯文·赫定一贯的记录习惯才可以领略。《亚洲腹地八年旅行日记》中的展示应接不暇的苍茫天地，而在《大马逃亡记》中则重点在于纷乱如麻的人和事。这两本著述中唯一没有变化的是斯文·赫定细致的观察习惯。也正是这种观察，得以让读者知道天使般的耐心是如何修成正果的。毫不夸张的说，在1926年至1935年的这一段经历之后所撰写的《大马逃亡记》、《丝绸之路》和《游动的湖泊》应该是斯文·赫定的旅行智慧最为厚重的沉淀。

1924年至1935年的中亚就像燃烧着的“火药桶”。在老将军杨增新在1928年遇刺之后，中亚的平衡彻底失去了中点。而斯文·赫定也恰恰在这个时候走入了这个“火药桶”。在《大马逃亡记》中斯文·赫定勾勒了截至到1934年春天为止的马仲英战争的局部特征，也就是在这场战争中，斯文·赫定向中亚腹地每前进一步都会不由自主的纠缠在战争中，不论这场战争中最终的获胜的是那一方，对于斯文·赫定来讲，都不会是好事。因为在这场发生在1934年前后的中亚战争中，任何一方都对斯文·赫定抱着深深的敌意和最坏的揣测。而斯文·赫定在《大马逃亡记》中也展示了他个人的处事的魅力。也正是这种魅力，让他得以在不同势力之间穿行而过。我在前文所讲述的斯文·赫定的智慧沉淀就是来自于此。作为一名在中亚游荡多年的旅人来讲，斯文·赫定熟悉的不仅仅是中亚的地理，还有这里的风土。

不过我更为关注的还是斯文·赫定的“耐心”。在来福枪、败兵、土匪夹杂的道路上，斯文·赫定正是凭借着这种耐心抵达他想去的地方、凝视他想看的戈壁、沙漠和河流。也正是在这本《大马逃亡记》中我们可以全方位的领略斯文·赫定天使般的“耐心”。

阅读斯文·赫定的中文版游记中比较大的遗憾是地图的缺失，而读者从赫定的记录中可以明确的知道，斯文·赫定从不会轻易的放弃对于一个地域的测量和描绘。不过在中文版中，赫定绘制的地图似乎总是被刻意的回避和省略了。这种遗憾可以通过斯文·赫定的文字弥补一部分。斯文·赫定撰写的游记内容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确。这一点在杨镰教授整理赫定的游记中确认无疑。在杨镰教授时隔70年之后再次回到赫定记录的那些宿营地和水泉位置时，其距离误差也不过是十米之远。在《大马逃亡记》中斯文·赫定的细致记录则更近了一步。例如下面这些看似无意的记录：

一个孤独的人在一个农舍里站着，目不转睛的望着我们，一个牲畜圈里有5头毛驴，外面有20头骆驼在吃草。

春天临近了，7日夜，气温达到了零下11.3度。

我们离开归化的时候，有3260加仑汽油，在河西还有2320加仑，到了哈密，还有1900加仑，再又借出去60加仑，所以只剩下1840加仑了。从归化到哈密，我们行程1420公里，每加仑走七八公里。

2月11日，最低气温是零下7.1度。

我们走进了它零乱的院子，三条狗、一匹马、一只山羊、一只公鸡和两只绵羊似乎是瞭望墩的全部居民了。

虽然，我们自从离开哈密后，已经爬到了1200米的高度，但是，气温却仅仅降到了零下3.9度。

我们这时的所在地为海波270米，我们一共穿行那条小溪17次。

这些有了具体数字的记录在《大马逃亡记》中随处可见，也是最容易被读者忽略过去的内容，甚至在一次逃离的过程中，斯文·赫定还测量了一条水渠河水的流量和流速。在遭遇飞机轰炸时，斯文·赫定记录了轰炸的大致位置和炸弹爆炸的次数，尽管其中一次投弹的位置距离他躲藏的地方不到一百米远。这也是我在阅读《大马逃亡记》中逐步注意到的内容。也就是在这本书中，斯文·赫定用“精确”一词告诉读者何谓科学考察。在斯文·赫定目光如炬的观察中，他尽可能记录了他所见到的一切，并进行了必要的计算。而且这种习惯并未因自己身处战争之中而作调整。如果读者再仔细一点的会发现，斯文·赫定在记录气温数字时，往往是停留在小数点后一位。他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除了耐心之外，我想不到更好的解释。是的，天使般的耐心，才能让一个人始终保持对精确的痴迷。哪怕面对的是一片荒芜之地，他也会测量一下，以及在哪里还有什么其他活物，并精确地数一下。这种习惯精确的习惯在《亚洲腹地八年旅行日记》里记述的那些年头里还有些粗糙，但是到了斯文·赫定七十岁前后，已经成为他得心应手的举动了。我们可以想象，即便面对同一片天地，我们眼中所见到的和斯文·赫定所见所想的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哪怕是一缕沙漠中俩狼的风，斯文·赫定可能都知道它是从哪里飘来的。

在1924年至1935年期间的斯文·赫定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那些追随他的人因何围绕在他的身边不离不弃呢？我记得在《亚洲腹地八年旅行日记》中曾记述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斯文·赫定的一位旅伴曾这样对他说：“我愿追随您到天的尽头”。初初阅读到这个故事时，可能会认为参杂着个人的情绪在其中，不过在《大马逃亡记》中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这个故事，就会明白斯文·赫定对于旅行的娴熟不仅仅是勇气，还有智慧。那些追随他的人一定清晰的这一点。斯文·赫定不会轻易的抛下自己的队员。而且跟随斯文·赫定，也同时意味着更大的安全。这一点在斯文·赫定在马仲英的战争的夹缝中如何求存的过程中可以一窥得见。这些有关人情世故的处理，斯文·赫定也同样保持了与科学探险一致的耐心，事无巨细的记录了他所能面对的局面，并从观众的角度完整了记录这一场纷扰杂乱的战争。

一次美好的阅读体验并非随时可以遇到。而对于斯文·赫定的理解也会逐步的从壮丽的山川大河上转移到斯文·赫定这个人身上。也只有当阅读从这里开始延伸时，斯文·赫定所记录的辽阔才会重新被我们所认识，在那些看似荒芜的地方，一样生机勃勃和充满了犬牙交错的故事，而要看到这一些，斯文·赫定只是告诉我们了一个最基本的方式：耐心，只需要天使般的耐心。就能看到常人所不能见到的世界。

不过我也知道，这种耐心并非人人可以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