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月初妈妈说要过年了，什么都没准备。我跟她说不用准备许多，特别是腌制品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不如平常买些新鲜的吃吃。妈妈说多少都要备些吧，不然哪里像过年啊。

记忆中乡下过年是特别隆重的节日，平常舍不得吃的买的，过年都会奢侈一回。家家户户都会买几条草鱼腌着，年猪杀掉也会及时腌起来，等到大太阳再拿出来晒上一段时间，就好像咸鱼腊肉已是过年的象征。小时候不懂为什么过年家里总喜欢腌鱼腌肉，长大了才明白以前的农村经济落后物质匮乏，家里很少吃得起肉，一年养头大猪留着过年杀，然后腌好晒干来年可以慢慢吃，农忙季节切几片腊肉蒸些干菜省事又下饭。其次，家里来客农村买菜不方便，于是咸鱼腊肉端上桌招呼客人。再者，也只有冬日的寒冷腌肉才不容易坏。久而久之，咸鱼腊肉就成了年前必备，感觉走到哪里都会听大妈们念叨腌了多少肉，几条鱼等等。

腊月初四我休息妈妈来了，正好带她去菜市场转转，准备买些肉灌香肠。走到熟人肉铺前，问妈妈要灌多少合适。妈妈说肉很贵，随便灌点。我说那就三百多块钱够吗，妈妈赶紧说够了够了。于是称好肉，拿到隔壁铺子里灌，工钱两块五一斤。就在我们等的时候，我看见肉铺老板娘给猪蹄拔毛，我问妈妈:“来两个猪蹄回去腌吧？反正都是要腌肉的。”妈妈说我喜欢就买呗。好的，一袋灌好的香肠加两个猪蹄，以及老板娘额外给了些猪肝，拎着很沉，但妈妈脸上的皱纹是舒展开来的，嘴角是微微上扬的。不在乎东西有多少，更多的是对过年的一种期盼，是过年情结的延续。中国人讲究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三十的笑容永远最甜，三十的饭永远最香，三十的月永远最圆。只是，对于我来说，缺了父亲的年，永远少了一味。人间自有除夕，心中再无月圆。

腊八前两天，妈妈做了麻糕托人带来给我。我问妈妈自己怎么不来，妈妈说大晴天要在家里晒肉，她在谁谁家买了肋条，晒干了上春用来炖春笋炒蒜薹，还说我就喜欢吃咸肉炒蒜薹。腊八那天，我喝着腊八粥吃着麻糕，想像着每年腊八妈妈总是早早起床烧水，然后在家大扫除。从我记事起，这个习惯从未改变。祁门东乡的风俗，腊八大扫除，家里家外到处打扫一通，擦的窗明几净，好干干净净的过新年。

昨天带孩子从街上过，孩子跟我说:“妈妈，好像现在过年越来越没有年味了。”我问她:“何以见得？”她说:“以前过年街上总是被买年货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今年街上都没什么人。”我告诉她:“孩子，你觉得年味越来越淡很正常，因为你长大了。其次今年因为疫情很多外出就业的人都选择异地过年，本来咱县城人口就少，这样一来街上就更少了。再说以前大家平时舍不得吃，就等着过年奢侈一下，现在大家日子过好了，平常想吃也会买，超市一年到头不打烊，要备许多干嘛呢？”“也是哈……”她说道。其实在我们心里，对于过年早就没有小时候的期盼了，有时候甚至觉得疲惫不堪。过年就那么几天假，不停的走亲戚不停的吃吃喝喝，尤其是不太熟悉的亲戚坐在一起，哎，说白了真心有点累。俗话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不见了，终归是有那么一点道理的。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亲情啊不走不走就淡了，到了三代以后基本就断了往来。

小年那天妈妈早早打电话问可回家，我说要上班呢。我让妈妈来，妈妈说不来，小年也无所谓，她还有许多事没做呢。说要做点蒿粿，孩子喜欢吃，还要抽一天时间做豆腐。农村里过年的气氛确实浓过城市，她们会一样一样安排好年前的事情，比如说腊月里杀年猪，腌鱼腌肉，做糖做糕等等，除夕前几天开始做豆腐，炸肉圆，裹粽子。除夕早上杀鸡，炖鸡汤，接着开始忙活年夜饭，中午大多对付着吃点。挂灯笼贴对联，爸爸在的时候我总喜欢问他对联那是上联哪是下联，因为贴反了是要被村里大叔大伯们笑话的。中午过后，下午有人家年夜饭吃的早的，两三点就开始放炮竹，噼里啪啦响个不停，那些饭没做好的人家心里火急火燎的，着急得不行。娃娃们也是早早洗澡换上新衣服，兴高采烈的从村头串到村尾。户户门前一片红彤彤燃过的炮竹纸屑，夜半三更炮竹烟花仍在此起彼伏的放着，一直持续到大年初一的早上，也只有那时才能真正感觉到浓浓的年味。

小时候，年味是握在手里一个个的压岁包，是饭桌上一道道的美味佳肴，是穿在身上妈妈一针针缝制的新衣裳和棉布鞋。

长大后，年味是除旧迎新的希望，是再也回不去的撒娇任性，是妈妈日益担心的成长和脸上越来越多的皱纹。

而此时，年味是孩子目光中折射出来的善良乐观，是我们内心努力到达的波澜不惊，是父亲坟头上四季常青的麦冬，是母亲心心念念的年夜饭，尽管离家不过百里时常相见。

千里跋涉万里归途，年味对于独自在外的异乡人，是嗅不到的乡味，是听不见的乡音，是见不了的乡亲，是忘不掉的乡愁。

从年头到年尾，年味是在心里归去，是某种意义上的回家，回到生我养我妈妈尚在的家。

年味，说浓也浓，说淡也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