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是一种把人拖下非人深渊的可怕的力量。那种不损及人性，甚至还能帮助提升人性的苦难，其实算不算真正的苦难。”
“人道灾难的受害者不仅是直接遭受杀戮和残害的个人，而且是全体人类和他们的共同人性。”
“当一个人能够接受夜的合理性，把夜接受为正常秩序的时候，他也就成为这个黑暗世界的一个有机部分。”
“通往奥斯维辛的道路，为之开道的是仇恨，为之铺路的是冷漠。”
“用分清敌我来控制人与人之间的同情，这是与一切现代集权相同的统治法术。”
“制度作恶并不需要特殊的作恶者，普通人一旦被放置到邪恶的制度环境中，就可能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作恶机器的一个运作部件。”
……
这是我在徐贲教授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里记下的经典语录，有徐教授的话，也有其他名人的话。
徐贲教授在这本书的前言里写道：“人为什么记忆？记忆什么？以何种形式记忆？偏重什么记忆对象？如何在记忆中汲取人类共同的教训？等等。对我来说，这些问题很重要，也很迫切，因此才有了这个文集。 ”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探讨的是，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记忆研究最关心的不是公众愿意记忆什么，而是由于道德责任而应该记忆什么。记忆显示的是人的群体存在的印记，这是人之所以不能没有记忆的根本原因。
这本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政治和存在主义”，论述阿伦特、加缪、雅斯贝尔斯、哈维尔等人的政治与存在主义哲学。作者说：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和哈维尔走出极权的黑暗洞穴，向外张望，看到来自洞穴之外的光亮。他们并没有就此独自庆幸地离去，而是执意要回到洞穴里，告诉还在洞穴里舒舒服服过日子的人们，外面才是一个有光亮的世界。第二辑“记忆和见证”主要论及见证文学、服从权威试验、国内施米特的政治神学热等。
第二辑里的故事和观点给人强烈震撼。
首先是埃利·维塞尔的《夜》。这本书通过讲述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探讨了希望的破灭、世界的沉默和上帝的沉默等主题。作为见证者，维塞尔经历了集中营的恐怖，家乡十几万犹太人被屠杀，包括他母亲和妹妹，他父亲则在集中营死于痢疾。
维塞尔是少数能够活下来并向世界叙述这段经历的人之一。他不仅是一个幸存者，还是一个见证者，他认为：幸存者的写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致志业、一种义务”，为这段黑暗岁月作见证。
与大屠杀有关的作品，大多数有一个共同特点：事后的回忆或反思。维克多·克莱普勒的日记《我会作见证》则完全不同，它的文字都是实时记录和感受。这本1600页的巨著，时间跨度从纳粹1933年上台到1945年灭亡，这期间，作者没有逃离纳粹德国，但又奇迹般生还，他的日记记录了一个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在暴政下的日常生活经历。即使在纳粹灭亡80年的今天，这本书仍然是这一黑暗时代的鲜活记录。
日记开始时，克莱普勒是德累斯顿大学教授，生活富足。因为是犹太人，纳粹上台后没多久，他就当不成教授了，再后来，他们夫妇被赶出家门，搬进一处“犹太房”。他们陷入饥荒和恐惧中，每天睡下时都会想“他们今天会不会来抓我”。这样的日子直到1945年2月，克莱普勒即将被押往集中营，是最后一批。幸运的是，盟军的轰炸解救了他们。
与那些事后的追忆不同，《我会作见证》是实时记录，要冒着杀头的危险。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他妻子就把写出的日记带到郊外一个小镇，交由朋友藏起来。
《我会作见证》记录了一对犹太人夫妇如何在集权统治的浪潮里被摆布，起伏动荡、身不由己。但它不仅仅记录了作者夫妇的日常，也记录了德国的战事、纳粹对犹太人日益残酷的迫害、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的真实态度以及作者朋友、同事的遭遇。这些，让读者看到勒在他们脖子上的绳索是怎样一点一点收紧，读者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这本书里，徐贲教授认为，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记忆研究最关心的不是公众愿意记忆什么，而是由于道德责任而应该记忆什么，由此，关于记忆的写作才能成为一种纪念。
在对人道灾难的记忆中，最能帮助受害者重新找回生命意义和做人尊严的，就是“作见证”的人们。
这本书的第二辑讨论“见证”，作者认为，“见证”是一种道德记忆，记录灾难和邪恶。任何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但是，苦难过后，不是所有的苦难见证者都愿意为苦难作见证，所以他们只能称作“是见证”。而用文字或行动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下来成为公共记忆的人们，才是“作见证”。从“是见证”到“作见证”，是一种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和个人行动的质的转变。
徐贲教授说，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更加是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有了“作见证”的意识、愿望和行动，灾难受害者（从历史灾难到大大小小社会非正义事件）才不至于只是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