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明朝帝系：从嘉靖到崇祯的百年沉沦
嘉靖炼丹
明武宗死了，没有儿子，只能找一个堂兄弟即位。内阁首辅杨廷和和司礼监的太监一商议，意见还挺一致，挑中了兴献王朱祐杬（yuán）的独子朱厚熜。于是朱厚熜即皇帝位，也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
当时，大臣和太监们觉得朱厚熜合适，一方面是礼法上确实有依据，另一方面多少也是觉得他年纪小，身边也没势力，好控制。但是朱厚熜一进京，大臣们就发现，这孩子不好对付，很快，就爆出来所谓“大礼议”事件。
朱厚熜继承了自己堂哥明武宗朱厚照的皇位，从此，他该管自己的亲爹叫什么？这是大问题。
这种争议，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北宋宋英宗那次，也就是所谓“濮议”，尤其有名。按说，该讲的道理，宋朝的大儒都已讲过了，这回还有什么可争的呢？
其实，要理解“大礼议”，更有参考价值的事件，可能不是濮议，而是唐高宗要立武则天当皇后的那次争议。
面对老资格的大臣，皇帝孤立无援，于是借着一个看起来务虚的，或者就不是事儿的议题挑起争论，制造对立。于是，在争吵扯皮的过程中，哪些中层以下的官员，是对权臣不满的，是愿意积极为皇帝效忠的，也确实是有一定能力的，就被筛选出来了。皇帝有皇帝的信息茧房，这种撕扯过程中，皇帝也就完成了破茧成蝶。
大礼议扯皮了三年多，结果到底是嘉靖皇帝赢了。明英宗后期以来，大明朝皇权在打盹，官僚系统按照自己的逻辑治国，明武宗使劲折腾，但有破坏而无建设，到了世宗嘉靖皇帝这里，不动声色间拿回了主导权。
但是嘉靖皇帝大有作为了吗？并没有。
接下来，他主要精力花在炼丹上。而且嘉靖皇帝炼丹的方法很变态，充斥着对未成年女性的性虐待。结果导致有一天夜里，忍无可忍的宫女想要把他杀掉。很可惜，宫女们太缺乏经验，失败了。
嘉靖皇帝活下来了，但没有放弃变态的爱好，只是放弃了原来的居住环境。他搬出了皇宫，搬到了西苑，从此再也没回去过。看今天的地图，北京故宫西边，有北海、中海、南海，这“三海”，就是西苑。嘉靖皇帝在这里继续炼丹。
所以，著名的明史大家孟森说，嘉靖皇帝的资质，那是明武宗比不了的。但是，嘉靖皇帝“终身事鬼，而不事人”，心思都花在神神叨叨的事上，治国是不上心的。
但是，嘉靖皇帝虽然忙着炼丹修道，却并没有放权。嘉靖后期，重用的内阁首辅就是大名鼎鼎的严嵩。传统说法，严嵩是大奸臣。现代学者的看法通常会复杂一些，认为严嵩是奸臣不假，但和历史上的许多大奸臣一样，主要功能是为皇帝搜刮和替皇帝背锅。得益于《大明王朝1566》这样优秀的电视剧，这个认知现在已经非常普及了。
总而言之，嘉靖皇帝的权术是非常高明的，看起来不管事，但是大权始终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所以《明史》评价他“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是个中等水平的皇帝。
正史是站在皇帝的立场上说话的，这个评价可以说很准确。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碰到这样一个抓权有术、治国无方的皇帝，则可以说倒了大霉。
嘉靖一朝，可以说是内外交困。国库空虚，民间负担沉重，外部威胁则有所谓“南倭北虏”。
北虏，是指北方蒙古人的入侵。蒙古的军队可以在北京城外耀武扬威，来去自如，明朝的军队束手无策。这个时候，蒙古人远远称不上强，但明军的腐朽实在令人震惊。
南倭，是指南边的倭寇问题，这个我们下面要专门讲。
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终于崩了，儿子朱载坖（jì）即位，就是明穆宗隆庆皇帝。
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是个很没存在感的皇帝，被提起，往往也是奔着下三路讲，讲他早年做太子的时候憋屈，登基后就特别放纵，生活有多么荒淫。
但是，就是这个荒淫的隆庆皇帝，把南倭北虏的问题都解决了。
解决的方法特别简单：
北方的蒙古人生活穷困，想和大明朝做生意，换点生活必需品。隆庆他爹嘉靖皇帝，老是怀疑蒙古人做生意是借口，肯定另外有什么大阴谋，就是不同意。
结果蒙古人就不断打过来，大明朝因此边防开支增加了几百倍。到隆庆皇帝这里，终于咂摸过味儿来了：原来你们就是想要做生意或者抢东西啊，行，那就做生意吧。于是，北方边境上的危机就没了。
嘉靖时南方的倭寇，其实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因为嘉靖朝实行严厉的海禁，大量面朝大海谋生的活不下去，就和日本人合作，变成了倭寇。隆庆这儿海禁政策也松动了，于是倭患立刻就平息下去。
著名明史专家韦庆远，写了一部隆庆皇帝的传记，书名是《享乐的明君》，其实隆庆皇帝“明”在哪里？就在于他比较松弛，很多事情你别去管，就胜过他抓权不放的老爹了。
但隆庆的荒淫确实比较要命，他只当了六年皇帝就崩了，儿子朱翊钧即位，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
万历三朝
万历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四十八年。著名学者孟森，把万历时期分成三个阶段：
万历在位四十八年，历时最久，又可分为三期。前十年为冲幼之期，有张居正当国，足守嘉、隆之旧，而又或胜之。……至居正卒后，帝亲操大柄，泄愤于居正之专，其后专用软熟之人为相，而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惟倚阉人四出聚敛，矿使税使，毒遍天下。庸人柄政，百官多旷其职，边患日亟，初无以为意者。是为醉梦之期。至四十六年，清太祖公然起兵，入占辽、沈，明始感觉，而征兵征饷，骚动天下，民穷财尽，铤而走险，内外交乘，明事不可为矣。是为决裂之期！（孟森《明清史讲义》）
头十年，万历皇帝还小，是“冲幼之期”，张居正主政。张居正改革也是要后面专门讲的。
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亲自掌权了。之前他给张居正压抑得狠了，从此任命的内阁大学士，都是所谓“软熟”之人，跟煮烂的面条似的，提不起来了。而且万历皇帝长期不见大臣，各种体现国家合法性的典礼都不参加，很多政务也不处理，这个阶段孟森先生称为“醉梦之期”。
万历皇帝不见大臣，可能是身体问题，这个有文献和考古双重证据。万历身体不好，史料记载很多。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对万历的墓，也就是明定陵，进行了考古发掘。明代十三陵，就挖了这一座。
很多情况，考古发现和文献能对上。文献上说，万历经常腿疼，对他的尸骨一鉴定，就发现两条腿不一样长，右腿残疾。
总之，万历身上都是毛病。当然，也很遗憾，很多进一步的检测，比如说有人猜测万历有没有吸鸦片，当时科技达不到，现在可以测了，但是尸骨已经不在了。
万历不见大臣，身体原因外，还搅着一个“争国本”，也就是立太子的问题。
万历没有嫡子，大臣认为，无嫡立长，那就应该立长子；万历偏偏不喜欢长子，想立他宠爱的郑贵妃的儿子。为了这事皇帝和大臣们又开始扯皮，万历不如他爷爷嘉靖强势高明。这次拔河，结果是大臣们赢了，到底立了长子做太子，万历就开始躺平，你不给我如愿，我就不工作。
有时候皇帝不管事，由着官僚机器按照既定逻辑去处理，未必是坏事。但是万历年间已经不一样了。皇权懈怠的时候，官僚系统自肥，造成的社会负担越来越重；对社会松绑，经济却比较活跃。
此前经济的增量大于官僚自肥造成的负担，总体向好。但是，大明朝说到底还是农业社会，经济增量是有限的，官僚自肥的欲望却是无限的。到万历时代，两条曲线，已经出现死亡交叉了。
这个时候，皇权的干预是非常必要的，至少现代以前并没有其他解决问题的途径。但万历皇帝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了更严重的问题：
一方面，万历时代大事件比较多，万历不见文官，不处理文官们希望他处理的事。但并不是不做事，比如著名的万历三大征，花了非常多的钱。倒霉催的就是万历时代自然灾害还特别严重，救灾更加花钱。
另一方面，万历对民间搜刮太狠，派太监到处去收矿税。——常常就是发现哪里的人比较有钱，就说他们这里有矿，然后就收要税。当然有个比较好听的说法是，这是在收奢侈税。其实就是完全不走任何正常的流程，大肆搜刮。
总之，这时候的大明朝，确实给人一种国家机器已经失能了的感觉。有一部小说，倒是非常准确地传达了万历时期那种又奢靡又淫乱又癫狂又完全看不到希望的氛围，就是《金瓶梅》。
也就是在这种氛围里，一个远比北方草原上的蒙古人可怕的对手，东北的女真人，崛起了。于是，进入了“决裂之期”。
这时候，大势就已经不可挽回了。后来清朝皇帝给的定性，就是“明亡于万历”。
万历皇帝去世，他一直不喜欢的长子朱常洛即位，就是明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崩了，死得很诡异。由于他爹一直就不想让他即位，所以宫里宫外的势力也分好多派，又是激烈的勾心斗角，而且这些冲突影响了后来的历史走势。
接下来，光宗朱常洛的儿子朱由校（jiào）即位，就是明熹宗，年号天启。
这里出了个大问题：因为当年万历皇帝不喜欢长子朱常洛，被迫立他为太子。万历皇帝消极对抗的办法，就是不给朱常洛安排老师，不给他读书的机会。朱常洛就没什么文化，朱常洛的儿子天启皇帝，就几乎是文盲了。
天启皇帝最大的爱好是做木工。据说作为鲁班传人，他倒是天才；但怎么治理国家，是一点兴趣没有的。这种情况下，就给了一个本来完全没有出头机会的宦官出头的机会，也就是魏忠贤。
总之，天启一朝，魏忠贤权势极大，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想要扳倒魏忠贤；当然，也有依附魏忠贤的官员，这就形成了所谓的“阉党”。党争极为惨烈。而这一时期，大明朝境内天灾不断，民变四起；外面则有女真人攻势猛烈，边关连连告急。
天启皇帝则只管做自己的木工。还有，他为了追求长生不老，喝了一种什么“仙方灵露饮”，结果全身浮肿，卧床不起。天启七年（1627年），年仅二十三岁的明熹宗驾崩，遗诏传位给皇五弟信王朱由检。
朱由检，也就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他在位期间，局面越发不可收拾。
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崇祯皇帝煤山自缢，据说留下遗言，称“皆诸臣误朕”，都是文官把我害了。
后来清朝皇帝也喜欢说，明朝是万历、天启闹亡的，崇祯是无力回天。清朝给崇祯定的谥号，是“庄烈”，也就是说，治国是庄严的，殉国是壮烈的，给了正面评价。
但现在，很多人对崇祯印象反而不好，诅咒别人时会说：“我祝你的领导像崇祯。”
知识点二：倭患爆发：大明朝的东南之乱从何而来
明朝中前期与日本的交往
宋元以来，中国和日本的往来一直比较频繁，但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冷经热”，经济上热，政治上冷。
日本和其他中原王朝周边的政权不太一样。朝鲜、安南、琉球……都很乐于获得中原王朝的册封。当然他们内心想法也有差异，但是这个面子得给大明朝。获得册封，一是可以巩固自己对身边别的政权的优势；二是加入大明的朝贡体系，中原王朝一向是厚往薄来，贡品需求少少的，赏赐给的大大的，收益很大。
但是，日本不一样。日本一直比较坚持自己的独特性，不需要中原王朝册封，做生意就好了。当时海上贸易确实很繁荣，而贸易一繁荣，海盗就猖獗，也是难以避免的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就给周边小国下诏书，通知大家已经改朝换代了，当然也给了日本一份。这份稍微特殊一点，除了告知天下已经是我大明的天下之外，还有一条提醒，我大明沿海地区的倭寇问题很严重，日本国王有义务处理一下。——就是说，此时朱元璋并不觉得日本人都是倭寇，跑出来劫掠的，才是倭寇。
朱元璋的诏书，是给日本国王的。他并不知道，当时日本是南北分裂的局面，该由谁来接他的诏书，就是个大问题。种种原因，都导致朱元璋和日本方面的沟通很不顺畅。后来朱元璋就基本认为日本人都不是好东西了。
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时候，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朱棣是篡位上台的，特别期待来自外部的承认。而这个时候，日本也发生了关键的变化，室町幕府的将军足利义满，结束了分裂局面，基本统一了日本。
足利义满这位将军，七零后、八零后的中国人，还是挺熟悉的。因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部日本动画片特别火，叫《聪明的一休》，这个动画里那个傻乎乎的将军，就是足利义满。
历史上的足利义满，是个野心很大，非常精明、非常灵活的人。他捕捉到了明成祖朱棣的心态，就凑过去了。他配合朱棣的要求，做了一些约束日本人、消灭倭寇的动作，更重要的是，他接受了大明册封，当了“日本国王”。
你一个幕府将军也号称日本国王，同时又对明朝皇帝称臣，置天皇于何地？这事搞得日本国内很不满。往后到了近代，日本民族主义兴起，皇国史观甚嚣尘上的时候，甚至于把足利义满当作罔顾国家大义的民族罪人。
但当时，不管是足利义满本人还是日本，获益是非常大的。明成祖朱棣被哄得开心得不得了，甚至于说：“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来我大明朝贡的国家，没有比日本更好的了。这是把日本这个国家和杀人越货的倭寇，明确区分开了。
然后，在朝贡贸易当中，日本源源不断获取了巨额财富，大明朝的“永乐通宝”，成了日本的硬通货。一百多年后，大名鼎鼎的织田信长，甚至拿“永乐通宝”当了自己的标志。
总之，从明成祖到明武宗，明朝和日本的关系大体是挺好的。倭寇的问题虽然一直存在，但不影响大局。直到嘉靖一朝，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宁波争贡之役
嘉靖朝倭寇问题爆发。表面上看，起因是1523年（明朝嘉靖二年、日本大永三年）发生了著名的宁波争贡之役。
两个日本的大名，也就是两个封建领主，都派了使团到中国的浙江宁波来，想要进行朝贡贸易。按说应该是国王才有资格派人来朝贡，但当时，日本又乱了，也不好说谁能代表日本，可是大明朝的钱，大家都想赚的。
这两个大名，都派了使团。两家本来就有私怨，然后各种小环节没处理好矛盾升级，最后冲突爆发，两个使团就打起来了。
一个使团杀了另一个使团的团长，然后一不做二不休，把接待外国使团的嘉宾堂烧了。然后杀出去跑了一圈，从宁波杀到绍兴，然后又回到宁波，大肆屠杀劫掠了一番。期间也碰到了大明军队来维持治安，想把他们捉拿归案，结果一打之下，估计日本人自己都惊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差的军队！
这伙日本人，也就是个三百人的使团。虽然其中很多是武士，但本来也不是为了打仗来的，可就是怎么打怎么有。
他们杀死、绑架的明军军官，级别最高的是备倭都指挥刘锦，这是负责浙江海防的军事长官，是一省的海军司令；其次是一个指挥使，这是一个卫的军事长官，按今天的概念说，也是师长、旅长的干活。
这次事件之后，大明朝的反应是废除了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东市舶司一处。
海禁与倭患的死结
这件事是导火索。导火索点燃，引起的爆炸规模有多大，则要看早已积累的社会矛盾有多大。
第一，大明朝为什么会这么草率地决定废市舶司，采取严厉的政策？
首先，注意下宁波争贡的时间。嘉靖二年，这年，年轻的嘉靖皇帝，宝座还没坐热，还在“大礼议”，皇帝和大臣的心思都集中在“皇帝的没做过皇帝的爸爸应该怎么称呼”这个重大议题上，此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倭人争贡，杀了个海军边防司令，伤了不知道多少大明百姓，都是小事，不宜分散精力。
朝贡贸易本来就是大明朝花钱买面子的事，现在闹成这样，变成了打脸加受伤，以后就不和你们玩了。
皇帝也好，满朝文官也好，大多数确实不了解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皇帝的生活圈子固然是严重受限的，文官们也一样困在信息茧房里。现在回头看史料，会发现当时的日本非常了解中国；中国社会的中下层，也有人非常了解日本，但这些人往往会成为所谓“汉奸”；而大明朝的文官，大量的人是既不了解日本，也不了解社会中下层的真实需求，或者即使了解，也缺乏共情。
第二，断绝朝贡对日本影响有多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日本人跑到大明的沿海地区来当海盗？
朝贡贸易里，日本人获益太高了。因为大明朝算的是政治账，不是经济账，并不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有研究者估算，大明朝给日本人的回赐，价值大概相当于日本贡品的二三十倍。对日本来说，这种收益就像吸毒一样，是很难戒断的，大明朝不给朝贡了，自然就有人想要来抢了。
早在争贡之役之前五十多年，日本的政治秩序就又崩溃了，从此进入日本战国时代。如果仍然有一个有权威的幕府将军，那么，将军派使团来朝贡，也不会发生宁波争贡这档子事了。
因为所谓“日本朝贡”，理论上讲，应该是被大明朝册封为日本国王的足利将军，派遣使者到大明来朝贡。就是因为将军已经说了不算了，才会有两个大名各派使团到中国来的事情发生。
日本国内残酷战乱，破产的武士、浪人越来越多。这时候有人就会意识到一个问题，在日本打仗也是打，跑到中国来抢劫也是打。而大明朝的东南是如此的繁华富庶，大明朝的军队是如此的孱弱无能，当然是来抢劫大明更划算。
但是，朝贡断绝之后，倭患虽然加剧了，开始并没有严重到难以收拾的地步。这牵涉到大明朝对外政策的另一个关键点，就是“海禁”。
第三，大明朝需要海外贸易吗？
朝贡，或者说“勘合贸易”，讲究薄来厚往，大明朝是亏钱的。但是朝贡之外，还存在大量的海外贸易，却是真正做到互利互惠的。实际上，明朝中后期的经济繁荣，是离不开海外贸易的。
嘉靖的儿子隆庆皇帝的时候，明朝就有人反思说：
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以故祖训虽绝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废。（郑晓《皇明四夷考》）
从外国进口的商品，很多都是中国不可或缺的，所以没法禁。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明朝不管是民间的商业活动还是财政运转，都非常需要白银。
欧洲人在美洲发现的白银，会先集中到墨西哥，然后运到菲律宾的马尼拉，然后再用于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棉布等各种商品。日本当时白银产量也很高，就在嘉靖年间，几乎达到了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这些白银的主要去向，也是中国。
二是，不要觉得从事海外贸易，中国只是商人获益。实际上，大量普通百姓、穷苦人，也非常依赖对外交往。
浙江、福建沿海的耕地少，而且很贫瘠，很多人只能“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把船当作自己的家，把大海当作自己的田，把和洋人做生意当作谋生手段。外国船舶靠岸，要补充物资，这些民众就卖盐、粮食、淡水……给他们，这成了很多沿海民众的重要收入来源。
还有，商人把内地的商品带来沿海来卖，生产的、运输的……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所以海外贸易已经是关联着无数人的生计的。
于是明朝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从立法的角度说，海外贸易是违法的；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说，海外贸易是不可能禁止的；于是从执法的角度说，就必然是选择性的，时紧时松，看人下菜碟。
这种情况，其实对大明国家不利，对大明子民也不利。但有人是高兴的，就是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你要想从事海外贸易又不被抓，就得给我塞好处。
嘉靖二十六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按海上之事，初起于内地奸商王直、徐海等，常闌出中国财物，与番客市易，皆主于余姚謝氏。久之，謝氏颇抑勒其值，諸奸索之急，谢氏度负多不能偿，则以言恐之曰：「吾将首汝于官。」諸奸既恨且惧，乃纠合徒黨、番客，夜刦谢氏，火其居，杀男女数人，大掠而去。
縣官仓惶申闻上司，云：「倭贼入寇。」巡抚纨下令捕贼甚急，又令並海居民有素与番人通者，皆得自首及相告言。于是人心洶洶，轉相告引，或诬良善。而諸奸畏官兵搜捕，亦遂勾引岛夷及海中巨盜，所在刦掠，乘汛登岸，动以倭寇为名，其实真倭无几。
是时海上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一闻贼至，即各鸟兽竄，室廬为空。官兵御之，望风奔溃，蔓延及于闽海、浙直之间，调兵增饷，海内骚动，朝廷为之旰食。如此者六七年，至于竭东南之力，仅乃胜之，盖患之所从起者微矣。
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有个姓谢的大户人家，是弘治朝阁老谢迁的后人。嘉靖年间，谢家在官场已经相对边缘化了，但在当地仍然算得上手眼通天。
于是，几个内地的商人，叫王直、徐海的，和外国人做交易，找谢家做了保护伞。银钱往来，往往也通过谢家转手。时间一长，很多钱谢家就自己吞掉了。王直找谢家要钱，谢家不但不给，还说：“吾将首汝于官。”你再要，我举报你。
王直等人又愤恨，又恐惧，终于铤而走险，集合了自己的同党，还约上葡萄牙人，夜里抢劫了谢家，杀了人，一把火把谢家的宅子烧了。
这下，事情闹大了。前朝阁老家，也有人敢杀人放火？而就是这件事，导致倭寇的构成和含义，发生了根本变化。
知识点三：真假倭寇：海禁一日不除，倭患一日不止
浙江余姚的大家族谢家，侵吞从事海外走私贸易的商人王直等人的财产，王直这一伙人，就到谢家杀人放火。
谢家是前朝阁老的后代，碰到了这么大的案子，余姚县不敢隐瞒这事，但怎么上报，是大学问。说有奸商作案，那就会被上司要求，你怎么不把人捉拿归案啊？所以县官报的是：“倭贼入寇。”倭寇入侵，导致了这次灾难。倭寇的事，我一个县处理不了，锅就推到上面去了。
余姚县令大概也不会想到，他扯了这么个谎，会导致多严重的后果。
朝廷对这事高度重视，派了一个叫朱纨的官员，来“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首要目的，处理倭寇问题。
朱纨这个人，《明史》说他“清强峭直”，是一个清官，性格强硬，直来直去，很不好相处。朱纨的判断，倭寇闹得这么凶，问题的根子就是海禁废弛，我太祖洪武皇帝留下来的规矩，这些年，浙江、福建的官员都没有认真贯彻落实。我来了，就要重建海禁防护体系。
朱纨布置了三项工作：
第一，沿海的渔船编号，全部登记；
第二，强化保甲组织，沿海所有的居民全部编进来，实行连坐。
第三，出兵捣毁倭寇的巢穴。
海禁废弛这么多年，已经形成了一些走私贸易基地，最大的两个：一个是福建漳州的月港，这里已经繁华得号称“小苏杭”了；一个是浙江宁波附近的双屿岛。这里更不得了，光是葡萄牙人就有1000多人，此外还有来自日本、朝鲜、琉球（当时琉球含义比较复杂，大琉球指琉球国，也就是今天日本人所说的冲绳，小琉球是指中国台湾）……各地的商人，都在这里聚集。
朱纨能力很强，三项工作都做得非常到位。而结果就是，从此沿海地区，变得到处都是海盗。
道理说穿了也简单，沿海无数人都是面朝大海找饭吃的，朱纨的海禁工作，把这些人生计都断绝了，这些人就只好当海盗了。
朱纨是一个笃信传统道德的人，他出身贫寒，却能考中进士，早先仕途也比较顺畅。他对儒家经典，对太祖朱元璋留下来的规矩，有发自内心的认同。他还是王阳明的信徒，要“致良知”。所以他执行海禁，是全力以赴的。
浙江、福建沿海的状况，他是了解的。这里的小朋友把外商看作是衣食父母，但他因此看见的是，华夏文化被外来文化腐蚀了。至于有些官绅人家也从事海外贸易，在他看来，更是为了利益道德底线也不要了。
所以他感叹过一句：“去外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群盗易，去中国衣冠盗难。”除掉外国海盗容易，除掉中国海盗难，除掉中国一般的海盗容易，除掉那些参与海盗行为的士大夫难。
朱纨之前，很多官员来主持过海禁工作，但很快就被这张走私网腐蚀了。然后，这些官员发财了，浙江、福建的大家族们继续发财，穷人也还算有日子过。朱纨是油盐不进，绝不受贿的。朱纨还提到过，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跟他说过，海禁的事你放放松，我升你的官，朱纨也拒绝了。
朱纨也知道，自己这么搞下去，富人断了财路，穷人断了活路，浙江、福建的人对自己恨之入骨，可是他还是要捍卫朱元璋留下来的规矩，不但视荣华富贵如同粪土，就是牺牲自己性命也在所不惜。
果然，很多官员弹劾朱纨，嘉靖皇帝撤了朱纨的职，让他回原籍听候发落。朱纨说：“就是皇帝想赦免我，浙江人、福建人也不会放过我的。”就服毒自杀了。
朱纨虽然死了，但是海禁政策还要继续抓。然后，在剿灭海盗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海盗和官军还双向奔赴了。
倭寇可怕的名声，早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中国海盗也喜欢冒充倭寇。
斩下一名中国海盗的首级，官军可以升一级，得赏银多少；斩下一颗倭寇的首级，则升三级，得赏银多少——赏银数额是有变动的，但倭寇始终基本上是中国海盗的三倍。所以，官军捕杀中国海盗，也喜欢说，我捕杀的是倭寇。
从此，海盗们就被统称为倭寇了。但实际上，大多数是中国人。这种情况，大明朝廷后来也知道了，于是加以区分：日本人或者叫“真倭”，中国人叫“假倭”，真倭不过十之二三，甚至更少。
其实是嘉靖朝才出现这种情况的，此前并不如此。这时“倭寇”这个名词已经成了一个筐，各种人都往里塞。葡萄牙人跑到中国来，没生意做了也是海盗，也一样会被算作倭寇。
日常生活中，明朝人对什么是倭寇，态度更是相当随意。所谓“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小老百姓吵架，说对方又猥琐又凶恶，就可能骂，你是倭寇。
值得注意的是，倭寇里不光是人数中国居多，而且一些中国人还取得了领导地位。
前面讲北方边境的问题时候就说过，大明朝被蒙古人虐得很惨，不是因为蒙古人强，而是因为大明军队实在太弱。南边的情况也一样，明军面对倭寇的时候常常表现得非常无能，也不是因为日本人真有多强，而是明军实在太弱。
日本武士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有出色的战斗技巧，丰富的战争经验。这也是他们的长项。但是，日本人的短板也非常明显。
第一，日本的上层人士，各家诸侯，这会儿忙着打内战，顾不上跑到中国来，对倭寇最多也就是幕后支持。
来做倭寇的，基本都是下层武士、浪人，十来个人、几十个人一伙，纵横来去，让几万贪生怕死的明朝官军拿他们没办法，这是可以的。但是，日本人自己没有能力做大。
中国方面，其实是有士大夫阶层的人参与走私的。他们的政治网络，上可以通天，对下又真正做到深入基层。做管理，他们比日本人强。
第二，技术上日本人也有明显的短板，这些日本人虽说是海盗，但是他们造船技术不行。
日本船比中国的船小；船小也就罢了，还脆，大风浪一打就散架；还笨，单桅单面方帆，仅能顺风航行，灵活性远远不如中国福建、广东的大船。俗话说“船小好调头”，可是日本小船连掉头都不如中国的大船。
所以，日本人一向是上岸抢劫，很少在海上抢。因为在海面上，他玩不过中国船。就是说，同样是做倭寇，中国的假倭，比日本的真倭，有明显的海上优势。
所以，当时真正能够做大的，是中国的假倭，而不是日本的真倭。而事业做得最大的一个假倭，就是一开始提到的，到余姚谢家杀人放火的商人王直。
王直是徽州人，真名更可能是汪直。明朝徽州商人特别有名，汪也是重要的徽商姓氏。徽商还有个特征是，往往号称“儒商”，儒比商社会地位高，商人有儒的名声，更方便和兼有士大夫身份的官员交往。
中文史料没有太关注王直的文化水平，但日本史料会注重这一点。有部叫《铁炮记》的书说：1543年，也就是嘉靖二十二年，有一艘葡萄牙船漂到了日本。日本人和葡萄牙人没法交流，船上下来一个中国儒生。日本人认得汉字，于是通过笔谈，日本人大概了解了葡萄牙人是怎么回事。这个儒生，就是王直。
这部书叫《铁炮记》，日本人把火枪称为铁炮。这书是讲火器怎么传入日本的，就是说这个过程里，王直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年后，朱纨捣毁了双屿岛海盗基地，杀了原来的海盗首领。王直本来是双屿岛海盗的一个中层头目，这之后，他被推举为新领袖。
海盗们不敢把大本营放在太靠近中国沿海的地方了，王直后撤到日本九州岛的长崎一带，在这里建立了新的基地。王直生活在平户市，大量中国人来到这里，一下子把这里经济都带动起来，当时平户号称是日本的“西都”。
当时，还是各路倭寇都服王直。据说日本人的船如果不挂王直的旗号，也不敢在东南沿海出现。王直号称“徽王”，来自徽州的王，又人称“净海王”，王直来了，这片海域就清净了。因为王直的兴趣是把贸易做大，如果海盗抢劫的事频繁发生，是做不大的。所以，他也经常打击小海盗，把人抓了扭送到大明官府。
再大的海贼王，也始终是想招安的。王直有个梦想，就是“开港互市”，就是可以彻底洗白，正常做生意。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明军捣毁了王直在舟山群岛的一个巢穴。作为报复，王直集合了几百艘船，乘风破浪而来，北到山东，南到浙江，几千里的海岸线，同时告警。倭寇登陆，还攻破了好些州县。
这是向朝廷示威，大概也是展示，自己是个值得被招安的对象。就好像《水浒传》里，梁山好汉被招安之前，要先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一样。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负责平倭工作的官员，换成胡宗宪了。胡宗宪的人品，和朱纨没法比，贪财好色。但是他和朱纨一样能干，还有个朱纨没有的优点，就是洞察人情，不认死理。
除非让沿海的人都消失，不然海禁就不可能成功。所以，海禁这事，没必要坚持。解除海禁的想法，胡宗宪是早就有的。他的幕僚，帮他详细论证过解除海禁的利弊，利是远远大于弊的。胡宗宪也跟上层通过气。前面说过，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曾和朱纨打过招呼，让他手松一点，说明上面也是有人想解除海禁的。
胡宗宪也是徽州人，有名的绩溪胡氏，和王直算半个老乡。胡宗宪就和王直联络上，让他回宁波，来谈招安的事。
胡宗宪和王直联系的时候是有诚意的。王直的母亲、妻子、儿子都早就被官府抓了。胡宗宪把人都放了，又把自己写好的请求赦免王直的奏章给王直看，王直也就真来了。
但是王直一来，就弄得舆论哗然。大明朝最不缺的就是认死理的文官，有人极力反对胡宗宪的计划。又扬言说，胡宗宪收受王直等金银数十万的贿赂，这才为他们请求免除死罪。
胡宗宪吓坏了，赶紧追还原来请求赦免王直的奏疏，立即销毁。另写一份奏疏说，王直等人是罪魁祸首，罪在不赦，现在主动来送死，“直等惟庙堂处分之。”我不发表意见，皇上您看着办。
王直被关了两年，到底被处死了。据说王直临刑前说了一句：“没想到我死在这里，只是苦了两浙百姓。”
王直这话，也是事实。他虽然也不是善类，但追求的是把生意做大，他控制着海商或者海盗或者说倭寇，随便怎么叫吧，滥杀无辜的事相对是少的。王直一被处死，而且是官府背信弃义，他手下人对官府会完全失去信任，而且完全失去控制。
果然，王直死后，倭寇造成的祸患，变得更频繁更暴烈了。这个后果，胡宗宪预料到了吗？当然。那他为什么不坚持一下，不要杀王直？因为胡宗宪这个明白人，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不是为了道德原则能够牺牲自己利益的人。为了自保，他必须杀王直，连累多少百姓，他就在所不惜了。
这也是此时大明官场的困局：道德感强烈的官员往往看不见时代变迁，看得见时代变迁的官员通常又没有道德底线。
大明官场荟萃了天下最优秀的大脑，但是，一切最终由在西苑修道的皇帝说了算。嘉靖皇帝的认知上限，决定了官场的认知上限，别人把事情看得再清楚也没有用。
所以，也就只能等到嘉靖驾崩，海禁才能松动，倭患才能解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