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春天一来，
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
但我总觉得要有什么事发生，
我心上总是蠢蠢欲动的，
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 ，
根本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就很失望，
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这是电影《立春》里的一段台词。在奔向北京的列车上，蒋雯丽扮演的音乐教师-----王彩玲，一个怀揣艺术梦想的大龄剩女，似乎在对身边的贝贝说，更像是自我内心的独白。在一个落后的县城，没有人欣赏她的歌剧天才，她一年又一年去北京跑户口考北京的艺术团体，一年又一年失败。也因为长相不好，又心高气傲又自命清高，一直过着独身的生活。她一直想离开落后的县城，但一直还在老地方。这种与命运的抗争，让她心灵上伤痕累累。
影片一直用的是包头土话，这段独白也是包头话，在疲倦单调的旅途中缓缓地诉说，简直就是剥开了一个人外在的包装，直面内心的忧伤与孤独。就像是春天里的一首诗。春天里一朵没有开放的花，眼看着花期过去，所有的梦想和欲望都在深处，悄悄地黯淡下去。一个春天，又一个春天，少女变成了老处女，北京户口和艺术梦想成了过期的童话。但是春天还会来，还要忍受这种季节的戏弄吗？王彩玲心累成了蜡，她在福利院抱养了一个女孩。小女孩的童真无邪像花儿一样，在她的心里开放。立春了，王彩玲的春天终于有了一些温暖。
影片中还有同样的几个人，画画的黄四宝，跳芭蕾的胡金泉，爱音乐的周瑜，唱歌剧的贝贝，他们身上都有一些艺术的狂热和执抝。这在七八十年代的小县城，这些人几乎与现实都是格格不入。文化馆的胡金泉优美的芭蕾舞姿在街头表演时却成了笑料，一些妇女掩嘴嬉笑指指戳戳，王彩玲用意大利语演唱歌剧时观众更是一一散去，黄四宝在家里画人体素描，母亲发现后撕碎了他的那些光屁股的画……其实大同小异，在人们的眼光里都是不务正业。当人们还没有从温饱问题里彻底解脱出来的时候，这些不合时宜的追求就是一种病。理想上了现实的床，却无法媾和。是病总会好的。黄四宝逃离了县城，混入城市当了一名婚托，干骗钱害人的勾当，周瑜的朗诵和唱歌的病也消失了，结婚生子，胡金泉为了证明他的正常故意制造了一起猥亵女演员的强奸案入了监狱，王彩玲也抱养了一个女孩……他们最终都皈依了凡俗的生活，成为大家眼中正常的人。
艺术是什么？在弗洛伊德看来就是“利比多”的转移，说白了就是一种病。但在大城市，这种病是高雅的，有许多机会使其得到升华，让公鸡变成彩凤凰。但是在落后的小县城，病就是病，没有人理会，只有自己溃烂，自己用土法治疗。贝贝参加北京业余组歌剧大赛获奖，是贝贝编造了身患癌症的谎言骗取王彩玲同情，然后又花费一万二千元打点的结果。这就是代价。
关于人格，就不说了吧。在现实的床上早已扭曲得七扭八歪，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
顾长卫似乎总是在草根人物身上抓住梦想的挣扎，并且把它放大成忧伤的花朵。被称为姊妹篇的《孔雀》，是在《立春》之前的三年前上映的。也可以看成关于梦想的事。姐姐被一次偶然看到的飞行跳伞点亮了昏暗的青春岁月。伞包一个一个在天空呼拉一下打开，像开放的花朵，美丽，浪漫，自由，那一刻，姐姐就想当一名伞兵，离开贫穷乏味的家乡。她与年青的男军官打乒乓球套近乎，还买了东西想送给军官。但是东西还没送出，新兵已经招满了。可是飞行的梦想依旧那么顽强。她骑着自行车拖着降落伞在大街上猛跑，耳边呼呼的风声让她刺激而又兴奋，沉重的现实仿佛都被风吹走。但很快就被告母亲发现，连人带伞扯倒在大街。在这里我感受到，在一个不允许梦想生长的地方，梦想何止是一种病，简直就是罪恶。
哥哥因为小时候生病，脑子有些毛病，冒傻气。他爱上了纺织厂的陶美玲，摘了一朵很大的向日葵花，却遭到了陶美玲和张喜子的嘲笑。
弟弟是想当一名海军吧。当然他连偷偷地画裸体女生速写的梦幻都被父亲剥夺了，并且连带着也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许多年后，有梦想的姊妹三个都绝望了，过上了脚踏实地的生活。梦想像气球一样还没怎么升起就破了。姐姐随便嫁了个人，哥哥找了个乡下的相貌很是一般的姑娘，弟弟带回一个带着个男孩的女人。后来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尘埃落定，回看那些年的梦想，早已随风而逝。他们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生儿育女，一家三口人模人样地逛动物园，看孔雀怎么不开屏啊？
青春是梦想的年龄，是梦想大发作的年龄，问题最多。一结婚有了孩子，梦想破灭，慢慢就都好了。中年会变得踏实，一心只为生活奔波，谁有梦想多半都是不正常的，至少不会有安逸的日子。到了老年，剩下最多的是回想。
梦想是一种病，是一种折腾。破灭了也就安稳踏实了。但是没有这种病，会是什么样子呢？像《孔雀》里的那对父母？像《立春》里看芭蕾舞掩嘴嗤嗤笑的那帮妇女？像仅仅表明活着而已的标本？有也不好，没有也不好。这就是现实。但是看两部影片，没有梦想的人也不见得有多么动人。如果要概括，那就是面无表情，无趣可陈。所以人还是离不开梦想，这种病其实是人的根性。虽然不必是《霸王别姬》里程蝶衣的那种“不疯魔不成活”，但总是有些梦想有些色彩的好。好比穿衣不只为了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