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藏在现实中,新年酿杯苦酒。
活着,她说。
大年三十,中午的阳光暖洋洋的撒在大地上,孩子们在追着跑,大人们漫无目的的在门口磕着瓜子唠着嗑。耄耋老者拖着一个大大的红色塑料袋挨家挨户索要两个馒头,只是要两个馒头;为了过年。
她佝偻着背,缓慢的挪着;从这一家挪到那一户。口齿已经含糊不清了,但脸面很干净,似乎是为过新年特地洗的脸,脸上写尽了沧桑。
年近九十的老者,与一个被视为智力缺陷且年近古稀的儿子相依为命。
身上的衣服散发出和她年岁相仿的气味。我在她口袋里塞了两块钱,她没有说什么,她甚至可能没注意到那是什么。但她清楚的知道,那个不是馍(馒头)。还是说着“馍……馍。”
跑回屋里给她拿了两个大馒头,她示意我放进红色塑料袋里,随后转身走向下一家。邻居塞进了她口袋十块钱,她木木地望着,没有说话。
问她知不知道这是多少钱,她吱吱呀呀说不清楚。甚至可能在她意识里,已经没了钱这个概念,她等的还是邻居家拿来的两个馒头。
眼见馒头进入红色塑料袋,满意似的点点头,她转身走向下一家。
为过新年,在除夕日徒步大老远挨家挨户要“百家馍”。似乎成了她的一种“新年仪式”。(这是浪漫主义的说法,只是听起来没那么心酸,仅此而已。)
这种行为在她看来只是为了活着必须要做的事情;为了过年时不那么饿。
这在已经实现“全面脱贫”的2021年听起来有些魔幻与残忍,但现实就是这样,我亲眼所见。
她被称为“要饭的”,确实就是字面意义,完全没有贬低地意思,就是为了吃饱而“要饭”。
自我有记忆以来,每年大年三十都会见到她的佝偻背影,她就一步一步地挪啊挪啊……
她被时代所抛弃,站在时代的边缘,继续着“活着”的信念。时间在她那里留下的只有年岁的增长以及脸上皱纹形成的道道沟壑。
从妈妈那里了解,她的这种行为可追溯至20年前,以及更早……
那时,“她们”被称为“要饭的”。
活着,他们说。
回到20年前,新世纪之初。人们在面对新千年时有无穷无尽的展望:太奶奶说以后的日子就好啦,拉过屎后都用纸来擦屁股,不再用土坷垃来蹭屁股啦。孩子们能挣大多的钱,以后就饿不住啦。我太爷爷就会笑话太奶奶眼界小了;他说,以后我们屋子后面停的都会是小汽车,汽车跑的飞快,你都看不到影儿……
“在新的千年,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是那时的人们共同的疑问。
但对于他们“要饭的”来说,新千年意味着在年三十那天可能会多得到一个馒头,可以吃的饱饱的。
新世纪之初的年三十,“要饭的”很多,一天下来会有五六个。
他们在门口等着主人送馒头到准备好的布袋里,(北方过年蒸馒头是传统),简短的问候一下,转身到下一家……他们不要钱,因为知道主人也不会给,况且他们的需求很简单——为了美美地在年三十的晚上吃上一顿饱饭,仅此而已。
那时候,“要饭的”会在年三十来到家门口,似乎成了村里人默认的每年必会发生的事情,就像过年包饺子一样平常。有的还会带上一个碗,运气好的话,遇到家境相对好一些的人家,会要到一碗粥来填肚子。而人们会在自家大门口放上一根横木,寓意将霉运挡在外面;“要饭的”来到看到横木也会很自觉得站在外围,吆喝一声主人。
这时,主人家便会意,家庭环境好一些的会起身拿起两个馒头递到“要饭的”身后背着的大口袋里;家境稍次一些的会拿出一个馒头来;家里孩子多的并且自己吃饱都够呛的家庭,会早早闭门,以示贫寒;此时“要饭的”也会会意,略过此户。
他们中间有“智力缺陷”的人;有无所事事的老光棍;有残疾人;有儿子牵着瞎子父亲的手;有拿个小锣鼓背着红布兜在主人家门前唱“将军令”的小老头儿……
那个时候,他们是村里的边缘人,游走于时代的边缘、社会的边缘、村子的边缘。
对于未来的期盼就是简简单单的一顿饱饭。伴着鞭炮声声声入耳,他们的心里清楚的知道年到了,火药的味道在他们的胃中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刺激着他们的胃……
近年来这种边缘人越来越少,国家的福利政策落实到个人,让穷乡僻壤之中的时代边缘人能有归宿;最起码,能吃饱饭不饿肚子。
但在2021年的农历新年,那个老人仍和往年一样,拄着拐棍动身挨家挨户地要两个馒头,只是两个馒头。
不知道那个九旬老奶奶的新年如何度过。她可能和儿子依偎在床边,听着屋外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孩子们吵吵嚷嚷地闹。而她,可能和儿子一起数着大年三十一天里所要到的馒头个数,计算着能维持到开春几月的生计;可能和儿子一起吃着馒头,享受吃饱且吃到撑的喜悦;可能她口袋里的一十二元钱已经被她遗忘,以至于忘记和儿子分享;可能,可能……
“脱贫攻坚,不落一人。”
我相信脱贫的政策会落实到她的家庭头上,我相信国家政策养老补助和低保会以米面粮油的或现金的形式送到老人手中……
我相信……
时代发展的太快,老人的时间感是以十年甚至二十年为单位进行计量。在老人那里,时间会有一种停滞感。如果问她现在是什么年代,她会吱吱呀呀说是新时代,她能感受得到“新时代”;但如果告诉她现在是2021年,具体到某个年份,她一定会感到不解,吱吱呀呀地说着让人听不清的话。
每年大年三十出门向村里人家要“百家馍”已经成了她记忆的一部分,这种记忆已经深深烙在她的思想中。
她的确切出生日期没人清楚,人们只是说她八十多,快九十岁了。可以确定的是,她是经历过那些年代的,她是时代的亲历者。她所经历的生与死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对生与死的感悟绝对比我所理解的生死观要厚重的多得多。
她有着怎样的平凡而又不凡的一生?她是她所处时代中普普通通的一个女娃;她不平凡在于她活了下来;历经战事的纷纷扰扰、世事变迁;活着,成了她唯一的心愿。
以二十年为单位匆匆流逝的时间,在她身上烙上了一层又一层印记。时代在变,但她的思想并没有多少改变,任风沙砾石吹打她那佝偻身躯;任狂风吹她、推搡她。活着,她说。
活着、活着……
明天只会是新的一天,世上唯一不变的只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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