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历史迷，我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有点惭愧的。因为，我只是注重了中国人自己的写的历史，陷入了“当局者迷”的一种自我陶醉的情结中去。虽然一直以来都知道，像欧洲和日本，尤其是日本对中国史的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是自己却没有读过日本学者写过的关于中国史的书籍。这一次，有机会在一位师兄那里看到宫崎市定先生写的中国史，便借来仔细研读。期望从另外一种视角来看中国史。
宫崎市定先生是日本著名的“京都学派”的第二代掌门人，其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在从事对中国史的研究，成果丰富，也形成了一套合集。可惜的是中国大陆却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引进。这本《宫崎市定中国史》也是经历千辛万苦而得以出版。
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史观。因为史实如何，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如何解释史实，就是见仁见智。长久以来，我们接触的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史观，同时还带有阶级史观。古代史的研究是以中国为中心，带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在其中。而近代史的研究则是阶级史观，认为不同阶级间的斗争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原动力。当然，史观不止这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很多种的史观，即使在国内，随着国外学术成果不断引进，也出现了很多以别的史观来研究历史的潮流。许倬云先生，葛兆光先生都开始使用新的史观来研究历史，这对学术来说是一件好事。宫崎市定先生也是一种全新的史观——东洋史观，这也是世界史观的一种表现。
宫崎市定先生研究的是东洋史。关于东洋史和中国史的区别，在书的自跋中有过介绍：“东洋史和中国史，屡屡被当成完全一样的内容，虽然如此，因为是长期的习惯，似乎不必表示太强烈的异议。但我们将两者区别使用时，中国史是中华民族，或曰中国民族固有的历史；东洋史是以中国民族为中心，兼以周围异民族，将两者以完全对等的价值一体考察的历史”。通过这段描述，也就明白宫崎市定先生的中国史，是在东洋史整个框架之下进行梳理和考察，对长期接触以中国中心的历史的我们，这种方法别有洞天。
在先生的自跋中，对其使用的史观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具体总结下来，应该有一下几点：第一，从“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对立的观点来叙述历史的演进。中国是文明主义的代表，有着庞大的经济总量和丰富的文化，对于周围的异民族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但是，却不能偏执一隅，也要考虑周围异民族的“朴素主义“对文明的影响。第二，中国存在都市国家。都市国家以希腊和罗马为典型，一直以来没有资料显示中国存在都市国家。但是宫崎市定先生认为中国存在，而且是推动历史的重要力量，中国是由都市国家经历战争之后才进入古代帝国，这一点与西方比较相似。第三，景气史观的运用，景气在汉语中比较常见，其本质是一种经济史观。宫崎市定先生在全书中贯穿使用景气这个词语，也就是证明一个时代的好与坏与当时的经济状况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历史上的景气与货币流通量有最重要的关系。货币流通量大、容易入手，且通货信用高的时候，可以说是景气最好的时代。”我们一直强调中国古代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然而近些年的研究逐渐表明，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同样发达，但是仍然没有以经济史观来阐释的历史。宫崎市定先生的景气史观，可谓给学术界一股新的风潮。第四，中国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欧洲中世纪的一场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旗号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在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宋代的文化也就十分繁荣，通过复兴古代，中国社会就进入了近世。其实这是符合世界文明观的史观，也就是认为通过文艺复兴，中国开始走向迈入资本主义的时代。只不过是中国本身的原因，中国最终没有独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通过自跋，可以了解到宫崎市定先生在创作这本中国史书籍时的想法，也可以了解他治学的整体脉络。当然，全书的内容不仅仅是这些，在书中，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内容。
首先就是历史分期法。在我们传统的中国历史的认知中，一直认为秦朝以前是中国的奴隶制时代，然后秦朝到清朝是延续很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民国是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社会，新中国之后是社会主义时代。这也是多数历史课本的分期方法。这只是一种分类方法，而且作为通识教育的分类方法，难免有不足之处，但是这也代表中国主流的历史分期法。但京都学派就有不一样的历史分期法。第一种是三分法，分别为古代、中世和近世。但是这一派中也因为不同朝代究竟划入哪个时代而产生三种不同划分。一种是古代=上古至战国末，中世=秦汉至明末，近世=清初至现代；一种是古代=太古至秦汉，中世=后汉（东汉）至五代，近世=宋代以后；还有一种是古代=上古至唐代，中世=送至明末，近世=明末至现代。三种分类法各有千秋，不同的考量重点产生不同的分类方法也无可厚非。第二种分类法是四分法，也有两个不同分法。第一是上古=太古至战国时代，中古=秦汉至唐末，近古=五代宋至明末，近世=清朝之后。这种方法是西洋式的分法，如果了解西方历史的人，可能会很有感触。第二则是宫崎市定先生自己的四分法，古代=太古至汉代，中世=三国至唐末五代，近世=宋至清朝灭亡，最近世=中华民国以后。这种分法的最有特色的是出现最近世，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最近世，遭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这是影响中国的大事，所以被单独划分出来。而其他的则和三分法中的第二种异曲同工。
其次就是疑古派史学。宫崎市定先生就是疑古派史学的代表。与之相对的就是信古派。“信古便是将对写下来的文字尽量不加怀疑，遇到矛盾之处，才不得已将两者分别长短，但绝不夹杂臆测”，也就是说信古派就是相信流传下来的史料，基于史料分析历史。而疑古派则相反，在史料中出现不合理之处，都要加以怀疑。所以疑古派更相信实实在在的材料。这种想法在书中也多次体现，尤其是在对战国之前尧舜禹，夏商周的历史的怀疑上。还有就是对孔子著述的怀疑上。这些怀疑，也算是本着一种求真的精神，但是对于长期以来相信史前历史的我们来说，还是有点难以接受。
再次是对异民族的处理。中国进入民族国家之后，认为56个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所以在历史上的辽、金、西夏、元、清都归为中国史，认为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而且在不自觉间也流露出一些汉族主义的思想，认为只有被同化的民族才能在中国土地上存在更长时间，比如清。像其他少数民族政权都因为汉化不够而王朝命短。但是宫崎市定先生却将异民族看成是中国历史演进的重要推动力，尤其是中世时代，就是因为异民族的分裂倾向，才有了中世的历史。而且对待少数民族政权会更把他看成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像研究国际关系一样来进行研究。这在我们的史书中是很难体现出的。
再次是写作的方法上的一些特点。第一是不对细节进行过分地说明。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明康乾盛世的时候，在我国的一些史书上都会对雍正继位的正统性和合理性进行质疑，认为其能继位是阴谋的结果。但是在宫崎市定的中国史中则是完全不注意这一点，直接认定康熙皇帝直接传位于雍正皇帝。这样的方法是我很赞赏的，雍正继位是事实，那就直接依据事实来进行分析。书中多处地处理都是这样。第二是对比的写法。在以往的中国的史书中，一般都是直接展现中国的本身历史，很少涉及国外的历史。但是在宫崎市定的书中，却经常看见与西方历史、日本历史的对比情况。在描述一个朝代的特征时，如果在同时期的西方或者日本有相似的事情发生，那就会引过来进行对比说明。这种世界史观的写法，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视野。
如果要来谈书的缺点，我个人感觉自己的能力还是有些不够。书的写作上，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有一点瑕疵，宫崎市定先生自己也承认，在写作的时候只凭记忆，没有翻阅任何资料，这当然有点过于自信。至于研究历史的方法以及史料的组织，我却不敢进行过多点评，只是说一点自己的看法。主要就是近世历史中宫崎市定先生的一个观点我有所质疑：宋的历史地位。在宫崎市定的研究中，宋代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文化上出现文艺复兴，对外政策的灵活等等。甚至他认为，明清都是对宋的翻版。然而我觉得明清对宋的继承相比较元来说还是差距很远。比如国家行政区域划分，行省制度的沿袭。对新疆、西藏的政策，明清也与元有更多的相似。在控制思想上，明清与元也有诸多相似。对外政策、对内政策等诸多方面，明清继承的应该是元的政治遗产。而对宋则继承较少，地理环境差异很大，文化的发展上更是无从相比，因此这一点上和宫崎市定先生还是有所差异。还有一点则是国民党的失败。宫崎市定先生似乎更多地归因于国际因素，也就是外部因素，对国民党自身败因的寻找不是很感冒。国民党失败外部因素固然重要，但是其本身的失策应该是更主要的。
真的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中国的历史一定会有比较详细的了解，在知识储备上完全没有问题。因此，我们读国外的，或者说是另一种史观的历史书则是更多的要从他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上考量。一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历史更是这样，不同的人，不同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不一样。我们应该学习方法，而不纠结于他的史料。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部历史书地出现都是抱有一定的目的，是要为当下进行的一些事件寻找依据。宫崎市定先生也不能避免。他的全球视野的史观，无非也是强调中国只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员，与日本相比并没有什么特殊性。所以在对侵略战争或者中日矛盾中还是有暧昧的态度，但是经过修订的这本书中，这段历史描述很少，留下的也不一定是其本来的面目。所以在宫崎市定先生本著的基础上，又有了我们自己的解释，这无可厚非。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盛行的今天，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对于我们自己，还是多留一点心比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