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卿世禄制的确立

晋灵公十四年（公元前607年）十月初三日，晋灵公被杀仅仅一周后，晋文公与王姬所生的儿子黑臀——也即晋成公——便从寓居多年的成周回到了晋国。此时的晋成公大概有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算起来也是晋国近二十年来最为年长的国君了，然而与他的哥哥与侄儿比起来，他的地位或许更加尴尬。

自打哥哥被确立为太子，年少不经世事的他就被远送到了外婆家，也是从那时起，在他的心目中，晋国的风沙雨雪抑或风花雪月都与他再也没有半点关系，他只想在天子的都城里做一个逍遥的寓公，在安乐富足的生活中消磨一生的光阴。

然而终究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哥哥在位不到七年就英年早逝了，另外的两个兄弟在卿族的斗争中死于非命，而侄子更是在刚刚成年的时候就死于权臣之手，公室子弟凋零殆尽，最后终究还是把自己这样一个毫无政治野心的看客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晋成公回国后的程序与父亲三十年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先是在郊外接受大夫的朝拜，然后在曲沃的武宫朝祭先祖宣布即位，随后再赶回绛都，正式开始处理政务。不同的是，当年父亲回国的时候，身后有一大批忠心耿耿的臣属追随，他们饱含着对故乡的眷恋和辛酸的泪水，热切地去拥抱他们朝思暮想的故土。而三十年后，晋成公则是孤身一人，在弑君者赵穿的引领下，像一个囚徒一般来到了一个近乎完全陌生的地方，去面对一群盛气凌人的臣属，同时也心情沉重地走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牢笼。

他在国内毫无人望，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人能从旁协助；他在国际上没有朋友，仅凭着所谓霸主的虚名很难让人为自己两肋插刀；更重要的是，他回国要面对的，是最为铁腕的野心家——而这个人的父亲，也正是三十年前站在自己父亲身后的人。这个人就是以杀伐决断和残酷冷血而著称的赵盾，他获取权力的道路充满了血腥，这其中不仅仅有五大夫的血，有几千秦军将士的血，更有文公诸公子乃至于国君的鲜血。

然而，此时大权在握的赵盾也很难说有多少喜悦，或者说，从郊外迎接新君回国的那一刻起，他的内心就充满了莫名的压抑和忐忑。当国君在武宫举行朝祭，一班公族大夫鱼贯而入，而自己虽身为正卿却只能在门外驻足，这样的场景让他的心情变得更加复杂了。

算起来，这一年是他执政的第十五个年头，自己已经年届五十，算是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人生近黄昏，总会不自觉地顾影自怜，他深知自己手中的权威可以让他在这一世呼风唤雨，却很难保证赵氏家族基业长青，这也是他终将面对的宿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满是野心家的时代，不仅仅郑庄公和晋文公有取天子而代之的想法，诸侯大夫也往往会有取代诸侯的野心。对于晋国的赵氏族人来说，其祖先曾经有过的建邦立国的光辉历史，一直是他们心头一个被极力掩藏的梦想，更是是他们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

正是因为有着伟大的光荣和梦想，使得赵盾从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早在十五年前确立赵盾领导地位的夷之蒐时，他就已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那场改革形成的成果也就是所谓的“赵宣子之法”。

“赵宣子之法”的具体内容如今我们已不得而知，然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是在国君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由贵族主导所形成的的法律体系，这与以往由国君主导立法权的形势有着天壤之别，且要比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恐怕还要早一些，可以算作是国君权力的下移的起点。

另外从《左传》的记载来看，赵盾当政后施行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污，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赵盾新法的主要精神。赵盾行政的重点更多的是关于刑法内容的制定，在经济上也更倾向于卿大夫私有产权的保护，且争取了不少对异姓贵族有利的条款，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的自由空间。这与晋文公所制定的以周礼“爱亲尊贵”原则为规范，以“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耈老，礼宾旅，友故旧”为具体表现形式，以强化国君的集权能力为主旨的“执秩之法”有很大区别。

由大夫主导立法权，且改革的内容又与“爱亲尊贵”的原则相背离，造成君权的急速下滑，礼制的加速衰落，这种种的作为足以将赵盾推上礼崩乐坏第一功臣的宝座。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不无痛惜地发出“夷之蒐，晋国之乱制也”的叹息。

与此同时，孔子还曾痛心疾首地说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孔子看来便已经是“礼崩乐坏纲纪不存”的无道乱世了，这种“无道”的局面刚刚盛行了几十年的时间，便又在赵盾的推动下，进一步跌落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黑暗之中，恐怕更让人难以忍受。

不过，如果我们非要从进步意义上去看待赵盾的作为，可以说这次改革与“大宪章”还颇有些类似。但由于“赵宣子之法”只是在经济上确立了卿大夫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并没有对国君与贵族之间的政治权力进行制度性约束；其限制君权的主要目的，是为卿大夫权力的扩张提供法理上的依据，并不对整体的贵族阶级负责；在法律意识薄弱的春秋时期，还很难形成“大宪章”所能带来的结果。

当然了，作为周礼世界的第一大魔王，赵盾恐怕不会满足一时的煊赫，浮皮潦草也绝对不是他的风格。一时的权倾朝野，一时的制度设计，很难保证家族的长盛不衰，一旦孤儿寡母的美好时代随风而去，君主生杀予夺的权利随时都可能会把到手的一切都打回原形。为了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利益，提升家族的地位，就必须有新的举措——而在赵盾的心中，这样的计划恐怕早已绸缪许久了。

于是我们看到，晋成公回国之后很快就颁布了一项新的法令，也即人们所称的“假公族政策”。晋国早先废止了蓄养公族的习惯，公室子弟通常都会流落国外，目前活跃在晋国政坛上的公族如先、郤、栾、胥等都属于是远支亲族，与国君的亲缘关系已经很疏远了。为了笼络讨好国内的贵族，晋成公不得不将诸卿家族的适子（被确立为继承人的儿子，通常为嫡长子）拔擢为公族大夫，并赏赐给田土；其他的嫡子作为公族余子，庶子为公行；形成了一个由远支亲族和异姓贵族构成的假公族群体。

假公族毕竟是假公族，与血亲关系显然无法比拟，更不可能为维护君权而摇旗呐喊，因此认干亲的政策除了能够缓解紧张的君卿关系之外，对于国君来说实际所得有限，但对于异姓卿来说，此举却可谓意义重大。

我们知道，晋文公回国之时，为了获取公族的支持，特意遵循了守旧原则，任命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十一个正牌公族执掌近官，其余诸姬之良和异姓之能，则被排除在外。尽管非公族的大夫通过军功或者贵族大会商议——也即蒐礼——也能够进入六卿掌握军政大权，但与“近官”序列的班子比起来，其地位却天然要矮一截。

近官序列包含有卜、祝、筮、史等在今天看来无关痛痒、也没有什么实际权威的官职，但在对鬼神信仰深信不疑、崇信“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春秋时期，这些官员能够沟通天地鬼神，其地位却要比掌握世俗权力的军政长官高不少。早先在献、文时期活跃的太史苏和郭偃，尽管无尺寸之功，但却能凭借近官的职位，在国内拥有崇高的威望。也正是因为如此，尽管赵盾掌握了军政大权，在国内呼风唤雨、予取予求，却在与一名史官的斗法中败下阵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将“赵盾弑其君”五个字刻在竹简上，任由其将自己的恶行宣告诸侯。这其中的原因，这并不是我们一厢情愿所认为的董狐刚正不阿，也不是因为赵盾的宽宏大量，而是因为董狐的宗教权力要天然高于赵盾的世俗权力。

除此之外，近官还包括负责宫廷事务、协理宗族关系的官员，比如韩厥。我们知道，韩氏虽位居十一公族之列，但在六卿体制中却一直籍籍无名，只有韩厥在军中担任司马一职。不过司马并非韩厥的唯一身份，他还有另一重身份，也就是属于近官序列的“仆大夫”，专门掌管宫中之事，有资格参与内廷事务，这是异姓卿所不具备的特权。当君权还有凌驾于卿权之上的可能，还有资格对卿的任免以及权力行使发号施令的时候，作为国君身边人的仆大夫地位自然不可小视。

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异姓卿无论在军中的身份有多尊贵，在这个国家里也终究是外人，他们只能在疆场上卖命，却不能参与国君的核心决策，对于享有崇高权威的宗教事务更是无从插手。这种隔阂感让赵盾如坐针毡，生怕哪一天家族失势，自己的一切努力都要付之东流了，因此才不遗余力，在颁行“赵宣子之法”后更进一步，推出所谓的假公族制度。其目的，无非是想趁自己大权在握的时候，为子孙后代构建一个坚实的堡垒，以抵御随时可能复兴的君权。

假公族制度看似无关紧要，在当时却是打破公族与异姓卿之间的界限惊天之举，将卿族权力在周礼的框架下合法化了，从而进一步扩张了卿族的势力。另一方面则打破了公族的特权，使得异姓卿也可以参与内廷事务甚至于宗教祭祀，将触角延伸到国君的身边，为逐步瓦解国君的权力提供便利。

与此同时，赵盾所构建的假公族并非对所有人都开放，只有具备了一定权威的人——也即“宦卿之适子”——才能跻身公族大夫之列。这就为公族大夫设立了相当高的门槛，使得一些原来具有近官身份的正牌公族，因为缺乏军政权力而失去了本该属于他们的特权；而在三军六卿体制中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则既可以享受军政大权带来的红利，亦可以以公族身份为保障进一步巩固既得利益。如此一来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为世卿世禄制的形成提供了保障。

我们知道，在晋文公设立“三军六卿”体制的基本形式，是通过贵族会议民主协商来推举三军将佐，这样做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类似于里克、郤芮这样的权臣威逼君权。这套体制出台后的一段时间内，一个家族内部多人为卿的情形并不鲜见，比如郤毂、郤溱兄弟，狐毛、狐偃兄弟，先轸、先且居父子，胥臣、胥婴父子都曾同时位列为卿，但这些均未形成固定制度，也不会决定后一任卿的任命。国君虽然不能完全主导六卿的任命，可至少在进行投票时有很大的权重，出身较差但却凭借个人能力跻身卿列的人也不在少数。

但这种规制在赵盾执政后期——特别是假公族制度出台后——出现了变化。首先是正卿任命规则得到了确立，以往正卿位置的确定没有一定之法，需要通过贵族会议讨论决定，君主权威如果足够，完全可以凭借个人意志来定夺人选。赵盾则开了一个先例，在他去世之前，特别指定了与其关系密切的郤缺接任正卿的位置，本来排名第二的中军佐荀林父依旧原地踏步。从此以后，晋国的历任正卿大都是由上任正卿在退休或临终前指定，若是因故没有指定接班人，则按照内阁排序循序提拔，这个过程国君很难干预，国君的行政权力进一步受到挤压。

其次，为了报答先克当年的恩情，赵盾把先克之子先毂提拔到了内阁之中；在赵盾死后，郤缺又以胥克之子胥甲有蛊疾为由废除其卿位，从而把赵盾之子赵朔安插到了六卿之列。栾盾去世之后，其子栾书也进入了内阁，郤缺去世后，其子郤克进位为卿。在后来形成的内阁中，除了荀林父和士会是创业者之外，其余四人都是靠父勋进入内阁的“卿二代”。在此之后，子袭父勋进入卿列更是成为了常态，这也标志着贵族会议君臣共举六卿的制度，正式被世卿世禄制取代了。

经过这样的一轮变革，六卿变成了一个完全独立于君权自主运作的政治实体，从此以后，卿大夫的权力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而国君的权力则愈发逼仄，对于卿大夫的任免更加没有发言权。这种以巩固卿权为目标的制度设计，为军政体制固化开了一道后门，晋国在经历了短短三十年的开放之后，原本自由流动的人才体制再次回到了阶层固化的藩篱。

当卿位固化成为现实，普通大夫失去晋升渠道进阶无望，便只能依附于世卿大族寻求保护；那些已经分宗立祀脱离大宗的卿族余子、庶子也不得不矮化其自主地位寻找大宗抱团取暖，由此便在国家之下形成了以世卿为核心的几个利益集团。互相独立的利益集团之间明争暗斗，便成为此后一百多年晋国内政的主要议题，国君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中更加难以有所作为，只能任由列卿在互相兼并的过程中此消彼长，而这也为后来的六卿把政乃至于最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经过这两轮疾风骤雨般的改革，晋文公为保障君权而作出的努力便彻底破产了。如果我们站在晋国公室的立场，说晋文公是苦心孤诣加强君主集权维护政治稳定的面壁者的话，赵盾就是深悉其内心一个不折不扣的破壁者。这个破壁者在完成一系列工作后不久就去世了，最晚到晋成公六年（公元前601年），曾在赵盾内阁担任上军将的郤缺便已开始执政。从夷之蒐开始算起，赵盾把持晋国政局的时间长达二十年，而这二十年也正是晋国政治制度异化的关键时期。但也正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赵盾虽然打开了侵蚀君主权力的潘多拉魔盒，却未必能让自己的后人真正得享其成。在他去世二十年后，由其施政造成的弊端便结出了苦果，差点将勃兴的赵氏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些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