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从武宗本人的角度出发，他从小就与刘瑾等人玩在一起，虽然不曾每次都与其共甘共苦，单也情同手足，等同于我们所说的发小一词。相比起朝廷上那一个个板着脸的文武大臣，新近结识的陌生人来说，当然是与从小便在一起玩耍的刘瑾一行人走得近。所以，这就造成了当时宦官为政的局面，也催生出了一位伟人。
在孝宗时期被养尊处优惯了的文官当然就不甘心这样落败，北京、南京的奏章先后呼应，造成了极大的舆论压力。就算是万事不能的皇帝，面对如此庞大的舆论势力，也应该会有所顾忌吧。
正德元年十一月，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二十一人上书请留刘健、谢迁。后来得到了刘瑾的强烈报复。
刘瑾这一次因祸得福，由内官监转督司礼监升到了宦官体系里的最高职位。而司礼监还有批答奏章、传答圣旨的职权。
话说刘瑾这个人的出身也非常有意思。明代的宦官，从国初百人不及发展到后来数万至十万之众，而之所以要用到如此多的人，是因为他们不仅仅只是为了后宫服务，在京城内外设有许多派驻机构，自成一套衙门系统。想想看，明政府设有的两套系统，宦官几乎可以和传统意义上的官僚机构分庭抗礼，内可以拟旨，外可以将兵。宦官的权势与利禄可丝毫不减文臣武将，十年寒窗之苦与一刀之痛到底孰优孰劣，事实也给我们了最好的答案。
刘瑾本性谈，父母为了孩子的远大前程，，从小便给他做了阉割手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当上宦官，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后来也确实是这样的，刘瑾随着某位刘姓宦官进宫，改姓为刘。
而对于刚刚上任的刘瑾而言，当务之急是需要巩固来之不易的果实，还需要借机立威，这时候见到戴铣等人的上疏，哪里还克制得住心里的怒火，马上就以皇帝的名义传旨，派锦衣卫校尉前往南京，将戴铣等人押解到北京问罪。
逮捕戴铣等人的圣旨一出，所有人都知道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滥用职权、明火执仗了。而在儒家的传统里，一个人不应该因为一言而获罪，更何况言官的职责就是进谏，而关于这个问题，已在董仲舒的“对策”之中详细讨论过了。就是在这个时候，王守仁以一份为戴铣等人辩解的上疏将自己也卷进了这场血雨腥风之中:
臣闻君仁则臣直。大舜之所以圣，以能隐恶而扬善也。臣迩者窃见陛下以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上言时事，特敕锦衣卫差官校拿解赴京。
臣不知所言之当理与否，意其间必有触冒忌讳，上干雷霆之怒者。但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过少示惩创，使其后日不敢轻率妄有论列，非果有意怒绝之也。下民无知，妄生疑惧，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举为非宜，然而莫敢为陛下言者，岂其无忧国爱君之心哉？惧陛下复以罪铣等者罪之，则非惟无补于国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过举耳。
然则自是而后，虽有上关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从而闻之？陛下聪明超绝，苟念及此，宁不寒心！况今天时冻冱，万一差去官校督束过严，铣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沟壑，使陛下有杀谏臣之名，兴群臣纷纷之议，其时陛下必将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则既晚矣。伏愿陛下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圣德昭布远迩，人民胥悦，岂不休哉！
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痹，必将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实罪。伏睹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之条，故敢昧死为陛下一言。伏惟俯垂宥察，不胜干冒战栗之至！
这篇题目为《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的上疏，从正文看没有半点“去权奸”的意思，也半点没提到过宦官，也只是替戴铣等人婉转求情。
从七月以来，我的状态也确实不怎么样，也曾在此之间写了很多的文章来描述自己的状态，也在这段异常灰暗的时间段里回忆起了许多事。但生活到底是还要回到正轨上的，虽然看了许多书，也愚钝的我还是没能理解其中只言片语中蕴含的人生哲理，也是笨到家了。后来为了化解心中的这份不快，自学了心理学，也确实让我好转许多，也让我重新审视了一遍自己，正面自己的每一个态度。之前有人说喜欢我笔下描述的王阳明，在这里我向这位读者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