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子路说“君子固穷”，然后世千百年便成了君子应当安贫乐道，而安贫乐道的白话文直译因该就是“我可以饿死，但是不能没有理想”了吧，讲到这里我想忍不住喷点什么了，你都快饿死了还谈什么理想。
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我们“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先生了，在我看来陶先生无非就是一个没有担当且喜欢逃避的小人，在做镇军参军的时候因为厌倦了职场争斗40岁的陶先生毅然决然的离开了，后来通过走关系做了彭泽县令，而同样我不认为陶先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官，因为在当时的农耕社会，我们陶先生依然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样的诗句写的出来，给自己种豆子都能种成这个样子，这不是懒惰是什么？同样在做县令期间他做的最多的还是吟诗读书，其实从《四书五经》中读出治理地方，发展民生的方法本来就是扯淡，哲学书中不会存在实用之法，存在的只有书生的意淫，后来我们的陶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愿服务于权贵士绅！可是在我们去了解东晋的文化经济的时候却可以明确的发现是士绅权贵构建起了这个国家，在当时没有什么皇权下乡，真正管理民众的是士绅，权贵，乡里之长，所以说我们的陶先生其实非但做官无能，而且缺乏基本的世界观。
陶先生的少时并非家境贫寒，其祖父曾为太守，父亲是个“寄迹风云，寘兹愠喜”的人，具体事迹已不可考，但就凭其父还有一小妾之事，就可以断定他的少年不贫寒，但后来父亲去世，家道中落，而少时的陶先生也没有撑起这个家，于是便有了“弱年逢家乏，老来更常饥”，那我们这个时候仿佛就又看到了那个问题，那就是“活下去”和“气节”那个更重要一些，你是选择可以“喂饱妻儿父母的唯唯诺诺”还是选择“全家受苦的自由”？
在当时的男权社会或许并没有“家庭”的观念或许并没有那么重，或许一家之主可以牺牲所有的东西来满足他的自由理想，但是在今天看来这种幼稚，不负责任，自私的人是可耻的，是可鄙的，
最后，不管陶先生的为人怎样，我们必须承认其文学大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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