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种印象：在读书阶段，凡是对某个老师有强烈印记，那么在这个阶段必然是有大收获的。当然，冲突型的不在此理。
所以想起来，我在小学中学阶段，都是有斩获的。大学嘛，就如水过鸭背，简直是踏雪无痕的境界，那些人中龙凤的师者，并未点醒我朽脑中的任何一处神经。回想起，我一直是羞愧的，而且可能会羞愧到终。当然了，我并不打算作一份检讨书。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句话要是反过来说，倒是给现在的许多“大学”做了素描：大师是来不及的，大楼尽可以猛盖。升等级，圈地皮，收学费，搞装修，布园林，进入地区五百强之林。
所以现在回想起，愈发懂到那种珍贵。
但当时却是老鼠掉到米缸里，却挣扎着要跑出去吃糟糠。
八十年代前后，中国人对于“学问”的共识，浓缩成一句广告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时候小孩子读书，数学成绩好意味着“聪明”。如果单单语文好，评语就有一种不公平的暧昧：就是数学不太行。如果是所谓副科好，那简直就是不值一提，有一种“有啥用还不如不好呢”的感觉。
从那以后，数理化再也回不到曾经的荣耀巅峰。如果华罗庚、陈景润是现在的人，绝对不会拥有当年的风光——没几个人懂他，却又都奉他为偶像与神明。
自从GDP超日追美以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追求日益提升，仓廪实而知礼节，钱包鼓而爱吹牛。但是“牛”日新月异，现在如果还是吹茶文化、禅文化、地摊文玩、政坛秘闻，就显得油腻了。
到目前为止，还没完全粘上油腻感的“牛”就是“大师文化”了，而且大师文化中的上品当属“民国大师文化”。民国就是滤镜，大师就是佳人，滤镜+佳人，大雅大美。
举个栗子。
任公（梁启超）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先生上课时身穿一件黑色长袍，昂然阔步进入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着问：“哪位吸烟？”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上一支。在电灯光下，烟雾缭绕，然后，他拖长声音说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谓真名士！”这才开始讲《楚辞》。——周简叔《闻一多在西南联大》
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好，在世界上都有影响，差一点得诺贝尔奖，可他的授课技巧却很一般。他也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头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余世存《民国大师上课的精彩开场白》
他给我们在课堂上讲英国浪漫派诗，特别是讲雪莱，眼睛朝着窗外，或者对着天花板，实在是自己在作诗，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大概雪莱就是化在这一片空气里了。——卞之琳《徐志摩诗重读志感》
这样的大师的栗子，吃起来岂不是香死个人？！
大学和大师，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就得是这样的。在这样的故事情景里当学生，才是得意和傲娇的，否则就是无趣和无聊。
然而，事实上的大学，尤其是认真教学的大学，绝大多数是离这种幻境十万八千里。
尤其是理工科，恐怕是一点“雅趣”都找不到了。
我原以为，就算老师不叫“先生”而就是只叫老师，而且也不可能穿长衫、梳背头，但起码也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吧？或者反其道来点奇装异服怪异头型的也好。
但他们居然顶着手梳的三七或四六偏头就来上课了，套着垮掉的夹克就来了，还有……居然还有穿格子衬衫的！难道您要把理工男的logo延续到三尺讲坛上吗？
而且也少有人口吐莲花，想想也是，讲个机械原理，讲个数学公式，讲个实验操作，怎么吐莲花呢？比如难道这样？——
先生昂然阔步进入阶梯教室，先掏出延安牌香烟向学生笑着问：“哪位吸烟？”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上一支，然后拖长声音说上一句：“痛饮汉斯啤酒，熟读《锅炉原理》，方得谓真院士！”这才开始讲锅炉机组的参数。——《陈听宽教授讲<锅炉原理>》
他给我们在课堂上讲微积分，特别是讲牛顿-莱布尼茨公式，眼睛朝着窗外，实在是自己在作科学之母的诗，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大概牛顿爵士就是化在这一片公式里了。——《秦军林高数课有感》
不要说名士风度了，就连普通的风度都比不上那些“民国大师文化”。沈从文说不反对大家睡觉，只要不打呼噜就是善了。我们的老师哪有这样的风度，简直是扣扣索索的小家子气。
我哪晓得会有这样的大学老师？——上课要点名，甚至夸张到有时候下课也要点名（防止你中途从后门爬出去）；作业一定要写，而且错的要订正，漏的要补齐；期末成绩要寄给家长，甚至给家里打电话……小升初、初升高和高考冲刺班又灵魂附体了？
上个大学就是为了这些？我的把酒临风呢？我的风流倜傥呢？我的莺莺燕燕呢？我的指点江山反正好歹指点个啥呢？
你就给我安排了这么些个老师来？
服装垮塌也就罢了，发型理工性枯燥也就罢了，几乎不留小胡子也就罢了，不搞师生恋也就罢了，最无法容忍的是：你 们 一 点 都 不 会 吹 牛！
上大学而听不到吹牛，而学不到吹牛，我上这个大学有何用？
还好啊还好，还有一种叫做“选修课”的。
第一次见到陕西书协主席钟明善老师，我就喜欢上了他的波浪发型，而且还有骚骚的小胡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还会吹牛呢！我听着他对日本当代书法的蔑视，对西安碑林的吹捧，不由流下幸福快乐的眼泪。没过两节课，胡须老师就发通牒：你们楷书不行的就别上我的课了，上了也通不过的。于是乎挥泪斩情丝。
陈继征教授的《红楼艺术欣赏》可得了我的意了，我就爱听他吹牛。而且他还特别大方，邀请学生发表狗屁不通的见解，然后他就很开心，笑得鼻涕泡都冒出来了，我看他在台上的大笑，不由发出心满意足的叹息：就得是这个味儿嘛！
有一天该选修课和《高等数学》冲突了，我琢磨了半天，毕竟高数是大头，咱这算“副课”啊，于是我就给陈老师在讲台上留了个条子：亲爱的先生，今夜高数有课，权衡利弊，唯有割爱，学生泪呈。这门课考试是写论文的，我得了85分，论文题目就不说了，太骚气。
还有一些我不大懂但是觉得很厉害的课程。比如《经济学概论》，李博士第一节课第一句话就是：人，既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我马上就觉得好洋气啊这句话，我愿意听李博士多说，虽然听不懂，但是觉得好性感。然后这门课也很快放弃了，因为太性感了，老是流鼻血听不懂。
这些选修课辅修课就好比小老婆，地位是差点，但讨人喜欢。
而那些必修课呢，就是明媒正娶的大太太了，实实在在地讨人嫌。满脸官司，一黑板公式，满堂的实验室噪音和刺激性气味。就知道布置作业布置作业，做实验做实验，写报告写报告。
所以临毕业的时候，学院主任就找我谈了话。他先没说话，只是欣赏了我的垂肩黄发，问我：你是不是搞摇滚的？
我稳稳地对主任笑着：有点兴趣，但我水平不行。
主任说：我很理解也很支持你的兴趣，我见过好几个像你这样的学生，但是你能不能先把毕业论文的事情做好？然后我们再发展兴趣？
我说：OK，主任!
当然最后这件事情做得并不OK，此是后话。
理工的老师，教着理工的学生，教者尽心尽力，学者尽心尽力。从长远看，这是国之幸事。但短期看来，那是一点火花都没有，牛皮也没有，光环也稀薄。人文的老师，牛皮吹得好了，就能出个名，比如纪连海比如于丹之流，上个《百家讲坛》，以前我爱听他们吹个牛，现在看到就想拿张狗皮膏药把屏幕给贴上。
然而这些国家的大师们，顶格了就是做个陌生的院士，套着垮塌的夹克衫，一张粗疏的面皮，清晨和学生们一起在草坪上操练着英语。学生们是要考CET、GRE、TOEFL，院士却是实实在在的理由：赶紧掌握最新的国际前沿论文，让国家的高科技不落伍，不丢先人。
有时候想，假如再来一次，我会怎样？
可能还是好不到哪去，我的志趣和能力都不在此。
但是如果再有一次，我的眼神肯定会不同，我也许会退避三舍，但永远是带着敬慕的眼光，躬身而后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