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贵是我爸爸，这名字是他自己取的，他在家族里是循字派的，为什么他会要改掉父母给自己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反正他给自己改名字的时候又没有户口，他也改的很巧妙，老家的人都一直叫他贵的，也没有谁发现了他改了名。反正是要用名字的时候是在单位上，单位上的人以前又不认识他，谁管他以前叫什么名字。那时到单位报到，又不象现在要身份证，那时根本就还没有身份证。我读小学时，有个同学就改名字了，那是因为她父母离婚了，她判给了妈妈。所以我就一直认为，改掉父母给起的名字？这里面肯定是有天大的秘密？但我直到今天，爸爸都走了二十多年了，我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密，也就永远不可能解密了。
秋贵出生在抚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庄里，家里很穷，没有半分田地。听说他爷爷年轻时五兄弟分家，是分了50多亩田的，可是他跑去南昌开米店亏了，把家里的50多亩地就都给卖了。就这样，他家变成了村子里最穷的一户人家了。家里虽然穷，但丝毫不影响秋贵小时候成为“孩子王”，什么算是“孩子王”？就是整个村子里的小孩子都要听他的号令，有不从者，肯定是要挨打的。由于当“孩子王”，没少挨他爸打。但他有个绝招，只要他爸追他打，他就会向抚河里跳，他的水性特别好，经常能够在抚河里捉到鱼，家里拿他是没有一点办法。
秋贵满十岁后，父母就托人跟他在附近找师傅学手艺，但因为太调皮的名声在外，方圆百里就找不到师傅敢收他为徒。他爸有点急，逢人问起，就说：“真的是没有办法，也不知道长大了是条龙？还是一条虫，也随他去吧。”他妈更急，总会在家念：“谁要是能帮我家把这瘟神送出去，我一定跟他烧高香！”
在秋贵十四岁那年，他这家里的“瘟神”终于在离家几百里以外的徽州一家木器店找到了一个师傅。离开了家乡，秋贵就再也不是“孩子王”了，自然也再不是“瘟神”了，从此开始了他的学艺生涯。每个人的一生要成功，都离不开贵人相助，这个把秋贵带到徽州师傅身边的人，应该就算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那时他还是叫循贵，师傅和师娘还都是按老家人的叫法一样，叫他“贵的”。
也许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贵的”特别勤快，每天早上第一个起来，给师傅师娘打好洗脸水，叫师傅师娘起床后，就会赶紧去倒马桶。因为他长相俊俏，人也机灵，又勤快，嘴也蛮甜。所以师傅师娘蛮喜欢他的，师娘每年都会给他做套新衣服的。“贵的”在18岁那年出师，出师的考试是做一把摇椅，师傅很满意。出师以后，“贵的”继续留在师傅店里帮活，不过师傅会开他工钱了。本来在21岁那年，家里要他回家“圆房”的，可他那一年去赌博，把一年的工钱都输光了，也就没敢回家了。
师傅跟他说，别再去赌博了，那帮人是徽州的黑社会，他就是赢了，也走不出门的。“贵的”向师傅保证不赌博了，第二年，“贵的”在徽州城里遇见一个算命的瞎子，那算命的瞎子，竟然说他命中注定是要当团长的。“贵的”也不知道团长是多大的官，就没好气地对瞎子说：“我本来是要回老家圆房的，但钱都输光了，现在是吃饭都成问题了，还当团长？”那瞎子听了他的话，笑着说：“你三十岁之前肯定是要当团长的，要是没当，你可以来把我家砸了。”
话都说的这样满了，“贵的”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三十岁之前，也真的没有几年了。这年的年底，“贵的”结了工钱就回老家了。
有时候坏名声传的快，好名声传的也快。“贵的”刚回老家跟童养媳的老婆“圆房”，第二天，岳母娘家的一个亲戚就找到了他，问他愿不愿意去江西南昌的公路局上班。“贵的”当然愿意，那也是吃皇粮了，稳定的很。这把“贵的”带进南昌公路局的，应该是他人生中的第二个贵人。
“贵的”有了稳定的收入后，父母好象也就放心了，相继走了。他爸本来就有痨病，在那时候，能够拖进了四十岁，也算高寿了；他妈应该是觉得无趣了，就也走了，什么病？乡下人又没有看过医生，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了，又有什么意思呢？“贵的”家本来是五男二女的，七子团圆的，等“贵的”学成手艺回老家，就走了五个，现在父母一走，纯血缘关系的，就只剩一个哥哥了。
“贵的”当年就把老婆接到了南昌城里，他在单位上还是个管事的，每天穿着西装皮鞋，梳着一个油光发亮的大背头出门。那时因为收入稳定，每天和老婆经常上戏院、下馆子，生活倒是快活。只是美中不足的就是，老婆在南昌城里怀了两个孩子都没有留下来，老婆怀上第三个孩子时就一定要回乡下去，也就去了。那一年，也就是1948年，“贵的”独自面临着一个选择。那时中国国民党的军队被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打的节节败退，有飞机在单位门口拖设备去台湾，也顺便也拖人。那带“贵的”进单位的贵人一家都上了飞机，要“贵的”也一起上飞机，但“贵的”因老婆回乡下生孩子去了，坚决不走。
可是那一年，第三个孩子还是没有留下来。随着战局紧张，“贵的”老婆就留在了乡下。不久，南昌城解放了，解放军派驻的工作组进入了他们单位。那工作组的组长找到了“贵的”，了解了他的贫下中农的出生，特别喜欢他，把他送到了南昌的干部进修班，这应该是“贵的”人生中的第三个贵人。“贵的”在干部进修班是从扫盲开始的，他学了识字，思想也进步的很快，在学习期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学习了五个月后回到了单位，就直接收到了上级下的正科级命令，是属正团长的级别，那一年他二十六岁，一想那徽州的算命瞎子还真的是准。“贵的”本来想要找时间去徽州看看师傅和算命瞎子的，谁知道命运再也没有给他那个时间。
“贵的”当团长的第二年，老婆第四次怀的孩子，终于在乡下顺利地生了下来，是个女孩，除了很会哭一切都还好。
1952年初，南昌公路局的工作基本上是走上了正轨，解放军工作组也准备撤离了。那工作组组长因为是湖北人，要转业到湖北省当地委书记，他特别想带“贵的”去红安县当县委书记，但“贵的”留恋南昌这大都市，也想跟刚在他的帮助下，到南昌城开了裁缝店的哥哥一家在一起，拒绝了这贵人的邀请。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想到徽州城的那算命瞎子说的话，这应该就是他的命呀！
到了年底，组织上命令他率四千多职工去支援湖南省的建设。无论他怎样留恋南昌城，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对组织的命令是不能够打半点折扣的，就带着老婆、女儿和四千多职工，踏上了去湖南省的火车。
当“贵的”走出湖南省会长沙火车站时，四下一看，那长沙破败的样子，“贵的”忍不住想：“要是早知道年底会到这破败的城市来，还不如年初去湖北省红安县的！”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你的选择就是你人生中唯一的路。“贵的”牵着老婆的手，开始在湖南省个个地级市的建筑公司奔波，长沙、株洲、湘潭、岳阳、衡阳、邵阳，但老婆在株洲市，为了孩子读书，自己去找了工作，不再随他去奔波。“贵的”和老婆在株洲生了五个孩子，大部分时间“贵的”都是在外地工作，孩子基本上是都不亲他，虽然他会把钱如数的给到家中。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人的亲密程度就是取决于相处时间的长短。有时“贵的”跟老婆开玩笑：“你看我这级别的干部，还有几个没跟乡下的老婆离婚？”他老婆用眼一横他：“你随时都可以走，看那个孩子愿意跟你走，你就可以带那个走。”这是“贵的”的命门，人最无助的就是，当你振臂高举的时候，你的身边却只有你自己。他此刻就看清了他在这个家的势力是多么的孤单薄弱，只好悻悻地说：“宁要讨饭的娘，不要当官的爹。”
“贵的”虽然在家没有势力，在单位上还是有势力的。他忘不了“文革”中一次在株洲被造反派拖到主席台上去陪斗一个领导，有十几个干部陪斗的，都要跪在竹跳板上。但台下有几千职工高喊：“贵主任身体不好，贵主任不能跪！”那气势一来，造反派也怕了，叫人搬了张办公椅子，让他坐在主席台上陪斗。
“贵的”一想起那事，就觉得自豪，比在单位当全国劳模在北京领奖章的时候还要自豪。
“贵的”内心对老婆非常依赖，一生都依赖，只要是在老婆面前，他就没有一点主见的。虽然他有时候也有点恨老婆，恨她私底下总教育孩子不亲他。但他没觉得依赖老婆有什么不好，依赖老婆他的生活可以很轻松、随意，这不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吗？因为想和老婆家人在一起，邵阳市组织部长跟他说，市常委会上决定要他当邵阳管基建的副市长，他拒绝了，理由是文化低和身体差。我猜想他真正的原因是想调回株洲和家人团聚，还有就是当年徽州的算命瞎子说他能当团长，再上去也是他命中无法承受。
“贵的”知道只有跟老婆在一起，孩子就都是自己的。他刚退休的那年，去南昌哥哥家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突然上吐下泻，送到医院，医生怀疑是霍乱。这个平日里听到都有些害怕的病告知给了株洲，我和二姐当天就去了南昌，后来是一场虚惊，只是急性肠炎。但“贵的”蛮高兴的，这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女，平日再跟老爸怎么吵架，一听老爸有什么事，立刻就到了。
“贵的”是个善良、豁达、知足的人，他最大的优点是大气不记仇。他的特点是嗓门特大，我妈有时要他是否可以小点声音说话，他就会说，声音一小，那肯定是生病了。
我的嗓门大就是随“贵的”，我俩在家总是为点小事就争吵，嗓门一个比一个大，中气一个比一个足。每次我俩吵架过后，他第二天就想跟我说话，我有点记仇，就不去理他。他当爹的又放不下面子，俩人就这样子要僵三天。只要到了第三天，他准会去怪我妈的教育不好。我妈就来跟我说：“三天没喊你爸了，天大的仇呀！快去喊你爸一声。”
“爸——”我也就会悻悻地走到他面前喊一声。
“嗯——”他不经意地应一声，但脸上笑开了花。
我妈就会说：“这才叫亲爹好打崽，亲崽好气爹呀！”
我年过半百后，突然跑去学吹萨克斯，那老师说我就是中气太足了，别人都是吹不响，我简直就是要吹破了一般。一想这中气，应该也是跟“贵的”吵架练出来的。
“贵的”七十三岁那年，肾上长了东西。我和大姐拿着片子去长沙湘雅一医院给教授确诊，那教授说肯定是癌，肾上一般不会长东西，一长东西就是恶性肿瘤。
我回单位医院跟“贵的”说：“爸，你的肾上长了一个东西，湘雅的教授怀疑是癌症。我们还是想请湘雅的教授来给你开刀割了，管他是什么。”
“贵的”一听，笑着说：“我活到73岁，还没有开过刀的，你妈都开过几次了。快点找教授开呀！好了就早点回家，不好就此别过。”
看着“贵的”心情好，我削了一个苹果递给他，说：“爸，这次要好了出院，你最好就不要再抽烟喝酒了。”
“贵的”眼一横，对我说：“那你还不如早点跟湘雅的教授说，让他早点将我们别过。”
看着“贵的”中气很足，我也放心了，此刻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
“贵的”手术是定在单位医院，请湘雅一医院的教授来开刀，这样操作便宜一点，也能保证质量。开刀那天，单位医院说怕“贵的”年纪太大了，抵抗力差，建议打一针“白蛋白”，进了医院，就会都听他们的，我们说打吧。谁知道刚一打，“贵的”身体反应太大了，高烧的太厉害。湘雅一医院的教授一看情况，立刻就要回长沙，拒绝给“贵的”手术。我和二哥一看这情景，忙拖住那教授，二哥说：“教授，那么远过来，不管手术做不做？都要吃了中饭再走。”
我和二哥把教授拖进了轿车里，在株洲找了一家好一点的饭店，去吃中饭。
吃饭时，二哥对教授说：“教授，我们知道你担心什么，我爸年纪也这么大了，开刀也是尽我们崽女的责任。我们下午再看看我爸发烧的情况好吗？要是退烧了，还是想请您动手术？”
那教授听二哥说的动情，也就答应了。
吃完饭，回到单位医院，教授检查了一下“贵的”发烧的情况，对单位的医生说：“做准备吧，二十分钟后手术。”
教授眯了二十分钟，开始跟“贵的”手术，一切顺利，那肿瘤一切片，是恶性肿瘤，癌症确诊。
晚饭兄弟姐妹都去陪教授吃饭，大家轮流跟教授敬酒，感谢教授。教授说：“我尽力了，从此你们不要再找我了，好了也罢，没好也罢，我都再也没有办法了。”
本来我们兄弟姐妹对“贵的”手术都没有抱多大希望的，特别是手术后切片是恶性肿瘤后，我们就更感没有希望了。“贵的”出院后，也没再去化疗呀！放疗呀！那烟酒和零食，也让他放开吃，几乎什么抗癌药也不吃了。
也是奇怪，“贵的”竟然是一天天红光满面了，也许最好的药就是自己的心态了。
“贵的”就这样过了三年快乐的日子，我妈突然中风了，兄弟姐妹围着我妈的治疗，几个月的东奔西跑，没人顾他。也不知道他是因为跟着急，还是因为没人理他而失落，反正是一下就病倒了。住进单位医院的那一天的晚上，他就大小便失禁了，单位医院的护士是不处理这些事的，要病人家属处理。当晚是我和二哥一起在医院守护，我一下反胃，吐的比较厉害。二哥跑到护士室要了一个口罩戴上，要我到病房外去，他一个人来处理。
我在病房外听到有个护士讥讽二哥：“自己的老爹，还戴什么口罩？”
二哥说：“我们当崽的，主观上不嫌弃，我们还是在处理；但客观上还是臭呀！难道不是该做正当的防护吗？”
那护士应该是理亏，匆匆离开了病房。我也有点不好意思，独自在病房外等着。
二哥处理完了，把我叫进了病房。
“看看，宝根带了三个人来了，在吃旺旺，他们从乡下来，肯定还是第一次吃旺旺？”“贵的”指着桌子上的一堆“旺旺”饼说。
我跟“贵的”去过乡下老家，知道宝根上是他在乡下已经死了四十多年的堂弟。我跟二哥递了一个眼色，示意他到病房外去。
我轻轻地对二哥说：“老爸已经开始见鬼了，这个宝根我知道的。”
二哥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当我们再走进病房时，“贵的”一下精神特别好了，坐起来大声地对我们说：“宝根他们四个人是那边派来接我去做官的，我准备要走了，赶紧通知其他几个都过来，我要跟他们说话。”
听着“贵的”中气十足的声音，我怕这是传说中的“回光返照”，赶紧打电话通知别的兄弟姐妹都到医院来。
其他几个兄弟姐妹都到病房后，“贵的”把要走的事说了一下，反正也没有一分钱财产要分，“贵的”那意思一分钟就说完了。
大姐代表我们说：“爸，我们在株洲的公墓买了一块，你要是走了，那就准备葬在株洲。因为江西老家太远了，今后过年、清明上坟也方便一些。”
“那也好。”“贵的”指着我说：“明天就跟我办出院手续，我要回家里去。”
“嗯。”我点头答应。
第二天，在单位医院办出院手续，医院还不肯办，是我强要办的。
“贵的”回到家，凌晨两点左右把我喊到他房里，指着屋里的一个上角对我说：“宝根他们四个都是乡下的，城里到处都不熟，手续办的比较慢，差不多会要七天。”
“那也没办法。”我轻轻对他说：“谁让他们派几个乡下人来接你，那也只有安心地等。”
我心里想：“看来终究还是要去乡下当官的。”
“贵的”在家里躺在床上，几乎就没办法进食了，我怎么喂也喂不进了。但我每天都是要给他轻轻地抹身子，我想要他干干净净地上路。他那时已经是瘦的皮包骨了，还每一根骨头都象散架了一样，动身上的什么地方都会疼。
“贵的”真的是回家后的第7天走的，走时我没有在他身边，因为那天我女儿在另一个城市过周岁生日，我赶去陪女儿过周岁生日去了。接到信赶回家时，已经是晚上了。回家后得知“贵的”走时，没有一个子女在身边，就是跟着那只有他才看见的四个乡下人走的。我想他应该是没有回头看，因为他该跟儿女说的话都说完了，这四个乡下佬又让他等的有点不耐烦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女儿今年都参加工作了，我还总是看到“贵的”手里拿着一个毛公仔，对着我那才出生几个月坐在老家的木桶里的女儿，用乡下老家的话说：“跟猴子亲嘴呀！”
2020年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