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镇里的女人喜欢在艳阳天，一人搬一个马扎，坐在家属楼楼门口的阴凉下闲聊。

这其实是乡下的习惯。女人嘴碎，酷暑的日子闲来无事，在村口聚集，说说街坊的闲话。镇子算不得大镇，摆脱不了村里的旧习。于是像是一个习俗，女人们的“茶话会”成了夏日午后必不可缺的一个环节。

闲聊也不单是闲聊，女人们闲聊时候，喜欢顺便干点其他事消磨时间。纳鞋垫的也有，织毛衣的也有——有一阵子还流行“十字绣”——实在不知干什么，也会嗑个瓜子、剥个花生。

这些女人，都是当母亲的女人。她们闲聊的时候，她们的孩子会在不远处的空地上玩耍。一方面是看着孩子们，怕出什么危险；另一方面，孩子之间发生口角争执，也好做个调解；若是不幸哪家孩子受了伤，调解就成了讨个说法。

我是那些孩子里，唯一一个没和人起过冲突的。

我不起冲突不是因为我心善，而是因为我知道，那些坐在楼门口说街坊闲话的女人里，并没有我的母亲。每次看到有孩子哭着闹着跑到楼门口要母亲做主，我都远远地看着他。我看他不是觉得他“无理取闹”，而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羡慕。

没有人告诉过我，可我就是知道：我母亲绝不会给我出头，至少在这种小事上，她不会。

我没有把这种情绪表现出来。不要以为小孩子都很傻，不，小孩子是很聪明的。我知道一旦我不再以一种“心善”“老实”“和事佬”的形象出现在小伙伴的面前，我的生活将伴随更多的委屈和苦难。

因为你活在同龄人的世界里，而你的背后没有一位睚眦必报的母亲。

我问过我母亲，为什么不下去和其他小朋友的母亲聊天呢？母亲当时在看电影。我觉得她看的电影很无聊。我祈求：“妈妈，你能不能别看了，下去和她们坐一会儿啊？”母亲挨不过我的软磨加软磨，她同意了。

那是我记忆里，我母亲第一次和女人们说街坊的闲话。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就在这唯一一次里，我耍了个心眼儿。对，我是早有预谋的。刚才我说我从不和小朋友起冲突，我撒谎了。母亲和女人闲聊的那个下午，我预谋已久地打了一个孩子。

我和那个孩子同时跑到楼门口。

我和那个孩子都喊：“是他先打的我！”

那个孩子恶狠狠地看着我，我没看他，我看的是母亲。母亲，到你为我出头的时候了。

那个孩子受了委屈。因为他的妈妈不认为我会主动欺负别的孩子。我是谁啊？我是“心善”“老实”“和事佬”。母亲啊，你有足够的理由给我出头。母亲啊，为你卑鄙的儿子讨个说法吧。

我看着母亲，母亲没有如我预想的，或者如在座其他女人预想的那么做。母亲安慰我说没事，母亲让我和那个孩子和好。母亲和那个我的“小白鼠”的母亲说：“都是孩子，不是什么大事。”

我感受到了母亲的难堪，仿佛这是她的责任。母亲看出来我是早有预谋的吗？没有，直到今天，她看到这篇文章前，她都蒙在鼓里。但是她选择原谅。

不可理喻。

那天之后，母亲再没有到楼门口和女人们闲聊。

（二）

我的母亲和楼门口的母亲们有相似的地方。她们年岁相似，她们的孩子经常在一起玩耍。

但我从小就知道，我的母亲和那些说闲话的女人不同。我的母亲念过书。念书和念书也不一样，我的母亲在念书的时候，一直是全校第一名。

“你的母亲是知识分子。”一个声音说。“知识分子”是一个光环，同时也是一个枷锁。你混得好，枷锁也是光环；你混得不好，光环不过是枷锁。

母亲念初中的时候，只有最优秀的孩子才能读中专。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穷。穷人家里的孩子，只有最优秀的，才能上中专。为什么是中专？因为包分配。读中专，就是少花了三年高中的冤枉钱，换来一个铁饭碗。

母亲临近毕业的时候，国家调整了政策。不包分配了。

这个政策为中国带来了大好的市场经济和竞争繁荣，却苦了我的母亲。你的第一名在社会里一文不值。

人是有嘴的，有嘴就要说话；可世上哪有那么多话说？没话找话，就成了闲话。母亲一度成为闲话里人们调侃的对象。闲话里最刺耳的一句就是：

“念书有什么用？花那么多钱念书，还不是和我们混得一样？败家罢了！”

母亲不在乎，或是装作不在乎，或是不在我面前表现出一点在乎的样子。

怎么能不在乎？

她在学霸和普通妇女之间矛盾。一边是天上，一边是地下。一边是逝去的青春，一边是琐碎的油盐。

小学时候第一次考试，我考了91分。91分不算低分，当然也不是高分。况且那时我还是个不在乎分数的孩子。吃晚饭了，我叫母亲吃饭，母亲说不想吃。

她在偷偷地哭。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她在偷偷地哭。她觉得自己活得好失败。她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国家，归结于命，最后归结于我。母亲不是这个水平，她不是这种玩世不恭、满不在乎的态度。她把她一部分灵魂强制性附在我的身上。我不仅仅是她血浓于水的孩子，我还是她精神传承的种子。

网上曾经有一个笑话：“有笨鸟先飞的，有笨鸟后飞的，还有笨鸟自己不飞，下了个蛋让蛋飞的。”其实还有第四种。

有些鸟本是能飞的，因为一些原因，她们折了翅膀，再也无法高飞，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蛋上。

我就是那颗蛋。

好多人讴歌母亲，是讴歌劳动女性，讴歌她们的任劳任怨，讴歌她们的含辛茹苦。我不是。我母亲只要站在那里，就意味着她不是简简单单的劳动女性。她站在那里，有一种知识分子的自命不凡的高傲，和知识分子的孤立无援的卑微。

小时候，母亲携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时走神，不小心把一辆停在那里的自行车碰倒在地。自行车车筐里装满了萝卜黄瓜西红柿，这时散落一地。母亲一下慌了神。自行车的主人第一时间扭过头来骂骂咧咧，母亲一只手护着我，另一只手帮自行车的主人捡着地上的蔬菜。嘴里不住道歉，又问我磕哪儿了，伤着没有。

我一时觉得温暖，可温暖没过多久，娘俩走远，母亲就开始骂我。我不用“批评”，我用“骂”。哪怕母亲嘴里没有吐出一个脏字，我用“骂”。母亲反感我的“事事不在乎”，更多的是她反感那个市井之人的“得理不饶人”。

要让知识分子道歉是很容易的，只要错确实在他们，他们就会道歉；但让他们低三下四地道歉，或逼他们像一个无赖一样撒泼。他们做不到。

我母亲一直被人仰望的学识、知识分子的气节和自以为是的尊严成了一种矫枉过正的执念。执念在柴米油盐面前不堪一击。

（三）

母亲去跳广场舞了。就像我们小区其他中年人一样，母亲去距离小区不远的广场上跳广场舞。母亲跳得很开心，她跳得上瘾。

她融入进去，像是其他千千万万个中年女性一样。

母亲当了会计。年轻时候荒废的惊人的学习能力让她成了单位的黑马。在工作上，母亲放不下学霸的光环。多年来，那种矫枉过正的执念成了一种本能。她拼命地学，要把每一项工作做到极致。

多少人忘记了，世界上有一个事物无处不在。它叫时间。

高中时候，有次母亲翻开我的数学卷子。她动笔算。算函数，算导数，算立体几何，算那些曾经让她成为全校第一的东西。

她算不出来。有些东西明明就在记忆深处，她拼命地呼唤它们。可如同已经逝去的青春一样，那些奇怪的运算符号随风飘散。

母亲再也没有了她引以为傲的智商优越感。她感到了挫败。她一定以为这还是1994年的夏天，她还是那个领奖学金的女孩。

对，我说，她还是那个领奖学金的女孩。

不是每个母亲，都有资格被称作女孩。

(作者甄寅吾，关注微信公众号“甄寅吾”，看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