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每朝每代都有数不清的文化瑰宝。本次带领大家探寻的是先秦时代的文学创作。将本次讲义分为神话、《诗经》、诸子散文、屈原与《楚辞》四个部分。

神话

中国的文学史被分为三古七段。

七段暂不细讲。

三古为上古期：先秦两汉。

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

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

而我们本次要讲的先秦文学就是上古期的第一段先秦。

中国文学的源头在神话。无论诗歌、散文还是戏曲小说他们共同的老祖宗都是神话。

神话是何时诞生的已不可考。但从人们的进化史中可见一斑。人类进化从七百万年前就开始了。而十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可以直立行走，但是等到可以使用语言交流，却在距今三五万年前左右。

当时的人类虽然会用火，能用石头打造简单的工具，但日子过得非常艰辛，批树皮瘦皮吃野果瘦肉，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生活，反而更激发了人们的想象。

神话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我们熟知的神话内容有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发明创造神话等等。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后羿射日，仓颉造字，这些都是我们熟知的神话故事。

这些神话故事里蕴含着我们的民族精神。

神话故事中总是以各种灾难开头，女娲后裔，大禹都是战胜灾难的英雄，深切的体现了深重的忧患意识。

山海经中“不死之国”，不死要等传说表明了中国神话中对生命的珍视，体现的明确的厚生爱民意识。

古代神话中也有体现，先民们反抗精神的，正如精卫填海，反抗的是自然，大海怎么能填得完呢？但是精卫一直在坚持，这是对自然的一种反抗。

神话有自己的思维特征，在共工怒触不周山中“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古人以自己看到的现象给予他合理的解释，这就是以己观物，以己感物。

也有具体、形象的思维。一定的时间、空间往往和一定的神明相对应，时间、位置等观念无法从具体内容中抽象出来。在神话思维中也有对事物的综合，通过一定程度的概括，使某些神话形象脱离了具体事物。

还伴随着浓烈的情感体验。在先民看来，自然万物或神秘，或恐怖，或有魔力；在神话传播、复述的过程中，也充满了情感体验。

神话思维有象征性或隐喻性。它们总借用某些具体的物象来暗示某些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

神话原型一直对后世文学产生的影响，中国神话以其广博精深的意蕴，生动活泼的表现力，为后世文学奠定了基础。神话除了被后人直接载录外，还为各类文学作品提供素材，经文学家发掘、改造，在新的作品中重新散发出光芒，使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同时它又影响着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等。

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感受，包孕着浓郁的情感因素。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神话原型的作品，都可以把作者或读者领入先民曾经有过的那种深厚的情感体验中，从而缓释现实的压力，超越平凡的世俗。

《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共收集诗歌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有题无诗，反映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而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主要表现手法，是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此为《诗经》六艺。

风：风土之音。

雅(夏，华夏，正统)：朝廷之音，王之乐。

颂：宗庙之音，歌颂祖先、神灵 之圣德(有变风变雅，但没有变颂)。

赋比兴是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

赋：平铺直叙，铺陈、排比。相当于如今的排比修辞方法。

比：类比，比喻。(这里有两种说法，分别是类比和比喻。而在“比兴”中，“比”为“比喻”之意。)

兴：托物起兴，先言他物，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事物、思想、感情。相当于如今的象征修辞方法。兴就是以情寓于象中，此象乃是意象也，故兴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

《诗经》的内容丰富，反映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社会生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整部《诗经》是周文化的产物，其内容也包含了周民族的史诗。展示周民族发展史的内容集中表现在以下五首诗歌当中：《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例如《生民》充满了神奇的浪漫色彩，写了始祖后稷的诞生神话和他对农业的贡献；《公刘》描述的是周人的祖先公刘率领周人迁都豳的历史事件；《大雅·绵》讲的是古公亶父带领周人开始建都的伟大事业的故事。

二是农事诗：《诗经》中的农事诗主要用于祭祀，表达了人们对祖先的重视，以及继承先祖发展农业的愿望。

主要篇目有：《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颂》中的《思文》《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

三是燕飨诗：宴饮诗指的是描写君王饮宴群臣和亲朋欢聚宴饮的诗歌。《诗经》的宴饮诗主要分布在《小雅》中。

其中《鹿鸣》就是天子宴群臣的诗。由于周朝实行的是宗族分封制，统治阶级大部分都是同一氏族的人，因此周族的宴会特别多，由此产生的诗大部分反映的是热闹祥和的景象。

四是怨刺诗：周王室后期政教缺失，礼乐崩坏，统治者骄奢淫逸，腐败不堪，乱象横生，百姓民不聊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见识的贵族之士和饱受摧残的百姓愤起反抗，揭露当时政治的腐朽、黑暗，讽刺统治者生活中的丑行，感叹自己所遭受的不平待遇，表现这些内容的诗歌统称为怨刺诗。

主要保存在《大雅》《小雅》和《国风》中，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

如经常被引用的《相鼠》，诗人斥责统治阶层荒淫无耻到连老鼠都不如，直接诅咒他们不如去死。

《卫风·伐檀》中，诗人讽刺了统治阶层不劳而获的生活，通过统治阶层不劳而获和劳动者劳而不获的对比，表达了对统治阶层的憎恨。

五是战争徭役诗：周代初年，各地大小诸侯国林立，大国兼并小国的事件时有发生。战争是当时社会的一个重要主题。

作为社会百科全书的《诗经》，对各种大小战争有着众多记载，不仅描绘了各式各样的战争场面，而且描绘了战争给社会、家庭、个人带来的重大影响，透过这些战争诗歌，我们可以窥见当时人们对战争的态度与认识。

如《六月》是赞美尹吉甫大败狁的诗歌；而《采薇》，则是一首厌战诗，在这首诗歌中，诗人虽然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完成了戍边的任务，但他对战争是充满厌恶之情的。

六是婚姻爱情诗：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人们总是期盼美好的爱情能够走向幸福的婚姻，因此人们常常将爱情与婚姻诗结合在一起，统称爱情婚姻诗。

如果细分，爱情婚姻诗又可以分为爱情诗、婚姻诗与弃妇诗。

《诗经》中有写男女之间互相爱慕的，如《静女》，表现了处在热恋期的男女的欢乐；有写出嫁的，如《周南·桃夭》，这首出嫁诗歌代表了对女子出嫁的美好祝福。

也有写婚姻家庭不幸的，如《氓》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弃妇诗，过往甜蜜幸福终究以“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作为悔恨终结。

《诗经》的乐歌属性最明显的是重章叠唱的章法。重章叠唱也叫重章叠句或重章复沓等，是复沓手法的一种。由于《诗经》中还有叠句的使用，为区别起见，我们称之为“重章叠唱”。

重章叠句复沓结构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具有很好的效果。

叠字(重言)和双声叠韵使诗歌在演唱或吟咏时，章节舒缓悠扬，语言具有音乐美。

押韵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开我国后世诗歌最常见的押韵方式的先河。

诗经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

《诗经》开辟了我国诗歌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诗成为主要形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

正因为《诗经》中作品感情充沛而又完全出于真情，诗体形式与表现手段都丰富多样，语言生动，有很强的感染力。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我国古代的杰出诗人、作家，没有不读《诗经》的。它的风格、手段与所体现的创作思想，奠定了我国诗歌的抒情的传统。

它是包含着强大艺术感召力的不朽之作，它是珍贵的文学遗产和文化遗产。

诸子散文

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

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

甲骨卜辞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之后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吉凶应验情况，刻在甲骨之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辞。清末发现于安阳，距今已三千多年。卜辞所记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祭祀、农业生产、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方面，真实朴素地反映了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状况。甲骨卜辞记事比较简单，不成系统，保持了商代记事文字的原貌，短辄几字，长达百馀字。

铜器铭文有长有短，广泛记述了社会生活。商代铭文记事简单，形式一律。周代铭文字数增加了，内容更加复杂，不仅有记事文字，还出现了与《尚书》诰命类似的记言文字。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

记言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

《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虞书·尧典》等为后人追述。《商书·盘庚》是我国记言文之祖，其训辞古朴艰涩，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和形象性。《周书》主要是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周公言论最多，反映了周公的心态、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初的社会关系。今本《尚书》，大约只有《今文尚书》28篇可信。《尚书》文字古奥典雅，有一定的语言技巧，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

《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它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写作义例，记事系统而简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春秋》是“礼义之大宗”，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这种思想倾向在史事的简略记述排比中表现出来。

春秋笔法是指在《春秋》中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辞与修辞上的细微差别中表现作者爱憎的写法。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等。这种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

《左传》《国语》《战国策》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又名《左氏春秋》。作者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疑义。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它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以礼之规范为评判标准，表达了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民为本的思想。叙事手法高超巧妙，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作为先秦散文的“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春秋三传除《左传》外，还有《公羊传》和《榖梁传》。这两部书侧重阐发《春秋》经义，叙事较少，以议论为主。《公羊传》文风淳朴简劲，语言凝练准确，《榖梁传》亦文字简朴，议论精深。二书文学价值虽不能与《左传》并论，但在经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上都有深远影响，尤其是《公羊传》，在汉代和晚清，都曾为显学。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周语》侧重论政记言。《鲁语》主要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齐语》主要记管仲和桓公的论政之语。《晋语》篇幅最长，共有九卷，侧重于记述晋文公的事迹。《郑语》主要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战国策》凡三十三卷，由汉刘向整编。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作者非一人，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

《论语》与《老子》

《论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纂录，在战国初年编辑成书。《论语》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的两个字，各篇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论语》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表达出深刻的道理，充沛的情感和丰富的语气词，使其语言更为委婉。

《老子》由老子自撰，分“道”“德”上下两卷，故又被称为《道德经》。它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探讨的是玄妙的形而上学问题，在探索宇宙原始、追寻万物本源时，并未忘怀现实人生，书中表现出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

《孟子》和《庄子》

《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的谈话，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所著。该书反映了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表现了孟子的思想和理论。在书中的论辩中，孟子攻乎异端，感情毕露，有明晰的说理、逐层的批驳，层层进逼，气势凌人，也有偏激的言词、幽默的讽刺，甚至破口大骂，同样反映了孟子激越的情感和刚直的个性。

《庄子》33篇，分为内、外、杂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外篇、杂篇出于庄子后学。“道”是其哲学的基础和最高范畴，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庄子主张在精神上冲出渺小的个体，短暂的生命融入宇宙万物之间，翱翔于“无何有之乡”，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界。

《荀子》和《韩非子》

《荀子》为荀子所作，现存32篇，是其学说的集中体现。绝大多数是说理散文，另有一篇《成相》辞和一篇《赋》，对汉赋的产生有直接影响。性恶论是荀子礼乐法术论的理论基础，与其整个理论系统相一致。由于性恶，故须教育，教育当以礼义为本；也由于性恶，故须施行赏罚，于是性恶论和隆礼重法的主张相互贯通。

《韩非子》以论辩的透彻，逻辑的严密，成为先秦说理散文论辩艺术的集大成者。

孟荀思想之异同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义学说，荀子则继承了孔子的礼乐学说，孟、荀各执一端以立论。孟子专就内在之仁，主张性善，荀子就外在之礼，主张性恶；孟子重义轻利，荀子重义不轻利；孟子专法先王，荀子兼法后王；孟子专尚王道，荀子兼尚霸道。

屈原与《楚辞》

楚国芈姓贵族源于中原的祝融部落，在社会制度和政治思想方面，和中原有很大的一致性，中原礼乐文化在楚国具有相当高的地位。

在习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上，楚国“信巫鬼，重淫祀”，艺术多与祭神有关，充满了奇异的浪漫色彩。

楚国在战国后期由盛而衰，内部政治黑暗，贵族之间互相倾轧，奸佞专权，排斥贤能。

楚辞本意是楚地的歌辞。这一词汇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在《诗经》以及楚国民歌、巫歌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故后世称之为“楚辞”。西汉末，刘向把屈原、宋玉和汉人的模拟之作，编成《楚辞》一书，“楚辞”又成了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另外，由于楚辞和汉代赋作之间的渊源关系，屈原作品又有“屈赋”之称。

屈原作品：《离骚》《天问》《九章》《九歌》《招魂》，凡23篇。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全诗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离骚”二字，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其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离骚》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其主旨是爱国和忠君，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关切楚国现实。

屈原砥砺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中敢于坚持真理、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鼓舞并感召了后世无数的仁人志士，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