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不少甲午战争史料，比如宗泽亚先生的《清日战争》，戚其章编的《甲午战争史》，其中《清日战争》中对两军军队医疗制度的比较是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自己也查了些史料，试做一些分析
军医制度比较
清军建制中军医严重不足
据《北洋海军章程》记载：总医官。一等医官。二等医官二员。计：左翼中营、右翼中营各一员。三等医官十八员。相当于每艘军舰一名医官，但是每艘军舰人数至少在100人以上，这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海军教习琅威理在总结的意见中指出：海军一、二、三等医官，须由医学堂出身，历练有素者，按资升转，方能胜任。维理前在北洋海军，深知此项乏人，自当设法罗致培植。而且大清军队中并没有野战医疗机构描述，伤兵的处置极其困难。在绿营，勇营则更是连军医编制都没有，都是战时太医院临时派人。
日军建立有初步的医疗保障制度
在翻看史料可以发现日军此时已经有专门的医疗部队，野战医院，如进攻平壤的日军混成第九旅团就有明确记载下辖第五师团第一卫生队和第五师团第一野战医院。
总之
清国军队中没有明确的卫生医疗编制，军队内的医疗处于一种涣散的无组织状态。清日战争中，清军野战军战场医疗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正规的医疗主要来自西方红十字会的慈善援助。日军军队编制中有严谨的军事医疗体系，如在战争中，军、师团、兵站、占领地总督部均设军医部。部门设队属卫生员、卫生队、野战医院、卫生预备员、卫生预备厂、患者输送部、兵站部附属卫生部员等医疗部门，有效支援战场医疗。在军队医疗体系方面，日军优于清军。
医疗手段的差距
清军在医疗手段上比较落后，当时的军医没有固定的编制，都是由太医院委派，基本的教材是《御制医宗》，以传统的中医汤药为主的治疗手段无法满足需要外科手术，快速治疗的战场环境。士兵受伤，往往是发些银两，让伤员自己去寻找医所求治。西方人认为：“中国军队在1894-1895年的时候尚没有救护伤亡的设备。当一个人受伤倒下的时候，他只能躺在那里，直到慢慢地冻饿而死”。战前英国海军情报处致其外交部的密信中说：“中国军队……也很难说有什么医疗服务。中国军人知道自己一旦害病、受伤将是什么命运，无论害病亦或受伤都将被抛弃，因而不可能有多么大的战斗热情。”
而此时日军已经开始采用吊瓶等医疗技术，下图为日军救治清军士兵。
红十字会
甲午战争中，部分在华西医西人全心全意投身于对受伤清兵的救护中，他们不取报酬，不辞劳苦，不分畛域，耐心细致地救治伤兵，表现出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博大的爱心，赢得了中国官民的称赞与信任。由于日军在战争时已然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会员，甚至日方的赤十字会对中国伤员也进行了救治，且“妥为医疗，待之与日本伤兵无异”。日本人为什么替中国医治伤兵呢？“盖日后于1886年列名红十字会，不得不然也”。
战争刚刚结束，总理东征粮台的广西按察使胡燏芬就提出“红十字会救死扶伤，裨益不浅”，应该给予表彰。为了表彰西医红十字会救治中国伤员的殊勋，1895年底，经直隶总督王文韶奏请，清政府授予“法国医官司里巴、法国医官德博施……二等第三宝星。红十字会总董奥国住沪领事官哈斯、天津红十字会绅董克慎生、英国住津副领事官北洋头二等学堂总教习丁嘉立……三等第一宝星。美国医官阿布德、英国医官伊尔文……三等第二宝星…….。”仅此一次受到表彰的西医、传教士等，就达二十余人，甚至“为了答谢卫先生的服务，他被授予五品顶戴”。西医、西人红十字会在甲午战争中的中性立场与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中国官民的称赞。
兵者国之大事，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全方位的考验，医疗制度不能不说是一个短板，试想在一个受了伤无法得到及时治疗的情况下，士气将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