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在其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再次下调了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预期，高盛、野村（Nomura）以及标普全球评级（S&P Global Ratings）等金融机构连日来都下调了它们对中国明年的经济成长预期。俄乌战争、全球通胀、疫情不确定性等等都指向全球经济步入衰退期，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态势难以维持，中国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或甚至负增长的新周期。

就律师而言，一些炙手可热、利润丰厚的的业务受到影响，其中房地产业务、投融资业务、涉外业务等最为明显，常年法律顾问业务受到企业经营困难影响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律师行业或将面临近十年以来最大挑战，律师行业将迎来周期性的调整。律所想要在新周期中赢得竞争优势，人才尤其是青年律师人才仍是最重要的要素。

律师行业经历过去三十年的发展，竞争格局已经非常清晰，目前处于头部的律所基本上是三十年的那批敢闯敢试的青年法律精英，这些律所的合伙人大多数毕业于五院四系，他们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先进的管理理念、超前的国际视野，也因此笼络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法学院学生，吸引了大量的优质客户和利润丰富的业务。

三十年前的这批法律创业精英已经逐渐步入退休期，部分律所已经悄然启动代际传承。随着经济周期性调整带来的行业周期调整，加入律师行业人才的迭代过程中，律所竞争格局存在重塑的可能性，青年律师将成为行业重塑的新动能。

当前中国律师事务所现有管理体制存在以下制约青年律师发展的因素：

1.分配模式的制约

目前中国律师事务所中以提成制为主，以公司制辅助。在提成制管理模式下，律师事务所的收入除了按比例或固定金额上交律所作为管理费和办公费用支出，剩余费用归各自支配，在这种模式下，律师事务所律师基本没有公共收入用于培养和发展青年律师，而青年律师在没有任何收入保障的情况下，还要面临高额的办公成本和管理费，算上税费、业务开发、业务维护、社保等成本，每位独立执业的律师要持续每年20万左右的毛收入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创收的压力，加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导致青年律师充满紧张感和焦虑感，他们很难考虑其长远的职业规划，也很难安心持续地精进专业。

2.管理体制的制约

律所管理模式呈现明显两极分化的特点，一是公司制管理模式下严密的科层结构。二是提成制模式下松散的个体结构。前者导致青年律师的晋升受到老合伙人的既得利益的制约，发展通道受阻，后者导致青年律师缺乏组织保障，缺乏清晰的发展规划。

公司制其强大的组织能力使得其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容易实现规模化扩张，但律所毕竟不同于公司，公司以股东利益为根本，股东以其资本的投入驱动公司发展，律所主要靠人力的投入驱动发展，公司属性中的以股东利益为中心移植到律所中以合伙人利益为中心的公司制管理并不利于青年律师的发展，原因在于青年律师主要是要打破原有庞大的合伙人既得利益体系困难重重。从长远来看，公司制律所的科层结构不仅是青年律师发展的阻力，也是律所持续做强做大的阻力。

与公司制律所相比，提成制律所更加缺乏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对青年律师发展也更为不利，公司制律所尽管等级森严、晋升艰难，青年律师还是有机会晋升为合伙人，分享律所整体发展的长期收益，而提成制律所下青年律师难以借助组织之力发展，只能凭个人之力发展业务。对于能力特别强的个人律师而言，其发展方向是要么加入公司制大所成为其合伙人，要么另立门户创办新所，而选择后种方式的越来越来多，导致中国的律所数量与日剧增，10人以下占整个律所比例的90%以上，过度分散的律所和完全松散的管理消弱了律师的竞争力，这对中国律师行业的整体发展是不利的，也是中国律所与英美顶级律所的差距所在。

3.文化理念的制约

长期以来，律所文化建设都是薄弱的，很多律所根本没有文化建设，也有不少律所将党建、团建活动等同于律所文化建设。律所之所以难以开展文化建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松散的管理体系，许多律师与律所之间只是简单挂证执业关系，缺乏文化纽带；二是律师行业的特殊性，虽然律所的法律属性是合伙企业，但律所与普通的商业企业存在重大差别，律师也不同于公权力机构或公益组织，不具有天然的社会公信力。律所既是商业组织，有商业属性，也类似于社会组织，律师有点类似于社会组织的会员，具有很强社会属性。也正是因为律师的社会属性，有不少人否定律所的商业属性。但无论否定律师的商业属性，还是否定律师的社会属性都有偏颇。

中国律所脱胎于国家所有制的体系，曾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胎记，同时带着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光环，虽然早已改制为合伙企业，经历了三十多年市场洗礼，仍然有很多人否定律师的商业属性，即便承认律师商业属性的，也都是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发展思路，缺乏企营化的经营理念，更缺乏清晰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构成的文化体系，虽然部分律所有各种各样的发展口号，但几乎都是摆设，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缺乏共同的发展目标，律所缺乏将所有律师联结在一起的文化纽带，事务所也必然缺乏培养青年律师的动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律师独立经营，律所存在内部竞争、互相争夺市场资源的局面，这种环境对青年的发展极为不利。

以上制约因素将成为律所未来发展的瓶颈。律所若要在新经济周期赢得竞争，需要着力解决前述制约因素，以青年律师为抓手，进行组织变革、文化重塑和业务创新。

一、组织变革

虽然律所都认识到律师是律所价值创造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因素，人力资源管理本应是律所最重要的管理事项，但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既没有专门的人力部门，也缺乏成熟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律所的管理都是以业务发展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的培养和发展为中心。中国律所的管理模式大同小异，都是以合伙人会议为最高决策机构形成合伙人分工管理机制，合伙人既要忙于自身业务，同时兼顾律所管理，基本无暇顾及于青年律师的发展和培养。

律师行业的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公司制律所和提成制律所的弊端，律师的组织管理变革呼声也越来越高，不少规模化的大所开始启动组织变革，也有很多新锐律师领衔创办全新管理模式的律所，律所的组织管理形态开始多样化。每个律所可以选择适合自身的管理模式，尽管各种不同的管理方式各有利弊，但有两点改变是至关重要的，一是改变论资排辈的科层结构，让青年律师的晋升有更畅通的渠道；二是改变单打独斗的散点结构，让青年律师的发展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律所的组织变革需从两方面发力：一方面，转变思维，从管理思维转变为服务思维，建立以律师尤其是青年律师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律所需全方面构建为律师服务的能力。青年律师在职业发展中缺乏市场拓展、团队协同、业务培训、技术工具等方面的支持，律所需强化这方面的组织能力，为律师的发展赋能；另一方面，调整结构，要打破公司制的僵化科层结构和提成制的松散点状结构，建立一体化、平台化的网状结构。

一体化，指律所需建立统一的战略规划、品牌管理、市场资源、客户管理、知识管理、人力标准、技术工具等，避免服务标准不统一、人力薪酬不统一、市场资源不整合、知识资源不共享等情形；平台化，指律师和合伙人都是平台的成员，律师与合伙人之间更加平等，接受平台统一管理和服务，尽量减少资历、辈份在合伙人晋升和利益分配中的权重，让律师凭专业能力、市场能力和管理能力晋升。

一体化有利于解决律师各自为政、内部竞争和资源浪费的问题，让青年律师发展更有组织保障；平台化有利于解决合伙人各立山头、画地为牢的局面，让青年律师有更多的机会平等竞争。一体化、平台化的网状结构相比公司制的科层结构和提成制的散点结构更具发展韧性，组织的生命力更强大。

当然，一体化、平台化的律所建设并非易事，需要创始合伙在建立初期牺牲短期利益，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平台建设，也需要律所形成共识，形成强有力的文化。

二、文化重塑

律所的文化需要结合律师的商业属性、社会属性和自身特点进行重塑， 律所文化内核是由愿景、使命、价值观三要素构成，分别回答三个问题，即：要成为怎样的律所？律所为何而存在？如何实现律所的目标？愿景涉及律所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使命决定律所存在的意义，价值观决定在追求愿景和使命的过程中遵循的理念。律所之所以形同散沙，一方面是律师尤其是青年律师对律所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但主要原因在于律所缺乏由愿景、使命和价值观驱动的文化体系。

文化是律所发展的灵魂，是连接律师的纽带。合伙人需要在文化建设方面下足功夫。

1.明确愿景

合伙人尤其是创始合伙人要挖掘律所的文化基因，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律所的发展愿景，愿景并非空洞无物的口号，而是全所律师切实可行的奋斗目标，愿景需精准表达律所的战略定位，为律所的长远发展明确方向。

2.使命驱动

合伙人要带头形成使命驱动的文化。律师本应是颇具使命感的群体，但现实中，多数律师特别是青年律师既缺乏驱动商业界的企业家精神，也缺乏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身份属性所赋予的社会责任感。每家律所应该结合律师的商业属性和社会属性赋予律师使命感。

3.统一价值观

合伙人和律师都要以统一的价值观为行为准则。律所在实现愿景、践行使命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冲突、分歧和诱惑。不少律所的合伙人内部斗争激烈，遇到问题无法形成共识方案，合伙人和律师离心离德，甚至分道扬镳。价值观就是合伙人和律师解决发展中各种问题的遵循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价值观趋同，即便存在观点分歧和利益冲突，也能在价值观的指引下迎刃而解。

4.将文化植入制度

律所的文化需要制度的保障，律所有很多制度，律协为规范律所管理甚至推出了很多管理制度范本，但很少有律所将文化植入制度中进行贯彻落实，文化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也就会变得虚无缥缈。

三、业务创新

如本文开始述，受经济周期性影响，传统法律服务将面临巨大挑战，律所进行业务创新势在必行。青年律师将是业务创新的主力军。业务创新的方向主要有三个方面：

1.创新业务

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5G、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驱动的新经济必将带来全新的业务机会，也将将诞生大量的科技型企业，也将带来全新的业务机会，这些企业有全新法律服务需求，例如数据有关的法律服务（数据交易、数据安全、数据隐私等等），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服务（知识产权、算法合规、AI产品引起伦理相关的法律责任等等），区块链、元宇宙宇由相关法律服务（智能合同、数字产品交易等）。

2.创新服务

随着AI技术的发展，部分传统法律顾问服务将被ALSP（替代性法律服务）所蚕食，以常年法律顾问、尽职调查法律服务为例，这两类在非诉业务中律师收费越来低，竞争越来越激烈、客户满意度也不高，这些传统业务的服务模式需要改变，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服务方式的改变，律师以现场法律服务为主转变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直至线上为主、线下为辅，律所需为律师搭建云工作平台，让律师能随时随地响应客户需求；

二是服务内容的改变，传统的常年法律顾问主要服务内容为日常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文书服务，解决客户常规的法律问题和常见法律文书，当这些服务内容逐渐被AI取代之后，客户对律师服务内容的深度要求变高，律师需要解决更复杂、更前沿的法律问题。

3.创新市场

中国律师市场存在严重的供需失衡，一方面大量法律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和普通百姓得不到法律服务，据统计，中国法律服务有效触达率不到30%；另一方面，律师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业务集中在少数律师当中，这部分律师业务繁忙，不愿意为中小企业和普通百姓提供法律服务，大量的律师尤其是青年律师业务不饱和，甚至没有业务。

从地域上，律所要重点关注律师资源严重不足的地区，开发线上服务产品，为偏远地区输出法律服务；从群体上，律所要重点关注中小微企业，政府针对中小微企业有大量扶持政策，其中包括法律服务，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数量庞大，法律服务市场空间巨大，这为青年律师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四、结语

经济的发展总是周期性地在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当前面临严峻的下行压行。尽管经济增长放缓，但中国律师的人数增长并没有看到放缓迹象，法学院的毕业生、司法考试的人数和新进入行业的青年律师都在高速增长，这群人在未来30年将成为中国律师行业主力军。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非常适合形容律师行业当前的格局，律师行业伴随经济周期的改变将迎来新的拐点，三十年前踌躇满志的那批精英律师将面对新一代青年律师的崛起，谁能赢得青年律师，谁将主宰未来三十年。

本文作者 | 贺倩明

建纬（深圳）所主任 高级合伙人 法学博士

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得理法律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