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日本人叫喊精神力量一定能战胜物质力量。
在计算体力方面，美国人始终认为，要根据睡眠、饮食、寒冷程度来计算使用多少体力才好；而日本人的计算方法则完全不同，对养精蓄锐之事不屑一顾，认为是一种物质主义的做法。
日本人用一切都建立在预料之中，计划之中，充分做好了准备这些假设之上的方法；一直能够持续坚持对他们来说不可缺少的主张，即他们一切都是主动的，决不是被动的。
对他们来说，天皇与日本是不能分离的。“没有天皇的日本是不可想象的。”“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天皇是超宗教的对象。” 日本战败，责任不在天皇。“国民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万一战败，责任在内阁及军部领导人，天皇没有责任。”“即使日本战败，日本所有的人仍将继续崇拜天皇。”
这种对天皇绝对、无限的忠诚与对天皇以外的任何人及集团的各种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只有将生死置之度外才是值得佩服的，而对危险采取预防措施要受到鄙视。
而日本人则不同，所谓名誉即战斗到死。在无生存希望的绝境中，日本士兵应该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阵集体自杀，而绝不能投降。万一负伤、失去知觉被俘，“返回日本，也低人三分”；已经失去名誉，与以前的他相比，已是一个“死人”。
第三章 各得其所
对等级制度的信赖，是日本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人与国家关系时所持观念的基础。只有通过具体记述他们的国民制度，如家族、国家、宗教生活和经济生活等，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人生观。
日本人在社交寒暄时，必须首先弄清自己与对方的社会间隔的性质和程度。
日本人的礼节决不是空洞的仪式，而意味着施礼者承认对方的权利，受礼者承认与自己的地位相应的责任。
封建制度的日本，需要人们效忠的对象，并不是亲属血缘集团，而是封建领主。
在日本，最要紧的是属于哪个藩，是萨摩藩还是肥前藩。一个人与自己的属藩被牢固地捆绑在一起。
在神社和祭坛供奉祖宗和氏族之神，也是使氏族制度化的一种办法。
日本的“孝道”的含义是，在包括自己的父辈、祖父辈以及伯父、叔父、伯祖、叔祖等直系亲属在内的集团里，按辈分、性别和年龄各得其所。含有庞大集团的大家族会分出若干旁系，次子以下男孩分家独立。在这种窄小的、直接见面的集团内，对“各得其所”有极其繁琐的规定。
日本妇女从未像中国上流社会的女子那样缠足。日本妇女不用隐身深闺，可以自由地在街头巷尾抛头露面，购买物品。
日本由妻子总管全家的财务，负责采买。当家庭经济拮据时，妻子可将家中合适的物品送进当铺去换钱。当儿子结婚时，主妇的发言权更大了，不时地指挥女佣忙东忙西。一旦儿子娶了媳妇，自己熬成婆婆之后，态度就为之一变；同整个前半辈子默默无闻凡事逆来顺受的可怜相相比，判若两人。
父亲或兄长对整个家族负责，包括活着的、已故的或即将出生的人。他必须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并要保证将决定付诸实现。但是他的权力是有限的。人们期望他的行动能维护一家的声誉。他要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给儿子和弟弟留下一笔遗产。人们要求他成为与这种责任相应的人。即使是普通的农家，人们仍要求他行为高尚。他所属的阶级越是上层，他对家庭所负的责任就越重。家庭的要求往往优先于个人的要求。
他们被要求服从家庭的意志。这种要求不管多么难办，只要与全体家族的利益休戚相关，就有最大的价值。额就是以共同忠诚的名义提出要求的。
即使是受妻子管辖的丈夫或被弟弟控制的哥哥，在表面上他们仍旧受到尊敬。不管谁在幕后操纵，特权与特权之间形式上的界限，决不会因此而打破；表面上决不会迎合实际的支配关系而有所变动，谁也不得触犯。不受实际的身份约束掌握实权的人物，这样无疑从策略上来说对他们是有利的，至少可以少受攻击。
日本的家长更接近物质和精神财产管理人的角色。对家庭成员来说，这种财产至关紧要，家庭成员的个人意志必须服从要求。
日本把皇室称为“居住在云上的人”。意思是只有他们这一族才能继承皇位。中国的政权频繁交替，而日本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天皇不可亵渎，天皇的身体神圣不可侵犯。日本的天皇和宫廷引进了中国文化，但对中国的组织机构熟视无睹，也不去想自己是怎样加以改革的。
庶民阶级和武士阶级一同受大名统辖，他们分别与大名发生联系。两个阶级分别处于不同的阶梯上。在各自的阶梯上，自上至下有统一的法令和规则、支配和义务。但是不同阶梯上的人员之间有一条鸿沟。有时迫于需要，两个阶梯之间也会临时架起通道，但毕竟是例外。
农民要交纳繁重的租米，并受到种种限制。不过他们也得到若干保证，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日本拥有土地的人倍增。在德川统治下，禁止土地永久让渡。这一法律保证了个体耕作者的利益，并不像欧洲封建制度那样保护封建领主的利益。农名拥有无比珍贵的土地权，他们辛勤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着，仿佛看到自己的子孙也在耕作着这块土地。
人们都清楚自己的义务、特权和地位。当受到侵犯时，再穷的人也可以提出抗议。
农民无法忍受更残酷的横征暴敛。这时农民聚集到领主城下，按合法的手续提出诉讼。农民写好正式的匡正秕政请愿书，递交给大名的亲信。如果大名撕毁了请愿书，不愿倾听农民的申诉，农民就直接派代表前往江户，向幕府递交诉状。有时幕府的重臣路过市内时，会有人拦轿递送诉状。这种做法要冒极大风险。幕府当局最后对诉状作出判决，多半判定对农民有利。
被判死刑者成为他们心中的英雄。民众蜂拥来到刑场，观看起义的领袖被投入油锅或砍头。在刑场上，群众决不会发动暴动。这是法，是秩序。他们会为死者建立祠庙进行奉祭。他们承认判处刑罚是等级制法律的需要。
没有将军的许可，大名不准私自订婚，以防大名靠裙带关系结成政治同盟。各藩之间的贸易受到限制，只能通过指定的桥梁才能交易。将军派出密探监视大名的财政。藩的金库日益盈满时，将军会让大名承担大量的土木工程，使他们的金库恢复到原来水平。将军规定每个大名每年必须在江户居住半年，他们回去时，必须将妻子留在江户做人质。幕府就是这样用各种手段来维护权力，确保在等级制度中的统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