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人的人生在自己手里
《史记》中，日者列传被放到了最后，不知是不是司马迁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仰慕。《日者列传》说的是占卜者的故事，表面上写的是神鬼之事，可里子里，司马迁要借司马季主之口表达了他对所谓的达官贵人、贤明之士的批判。
高人雅士，贾谊和宋忠，见过了世间三公九卿、王侯将相，听说世间贤人不是在朝堂就是成了良医或是占卜者，所以就想去见见卜者是否真有实才。找到了司马季主，听了课，开了座谈会，被司马季主的学识惊到了，就问他有这么高的学识，为什么从事的是占卜这种卑微的行当。司马季主就问“观大夫类有道术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辞之野也！今夫子所贤者何也？所高者谁也？今何以卑污长者？
二君曰：尊官厚禄，世之所高也，贤才处之。今所处非其地，故谓之卑。言不信，行不验，取不当，故谓之污。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贱简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故谓之卑污也。
司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见夫被发童子乎？日月照之则行，不照则止，问之日月疵瑕吉凶，则不能理。由是观之，能知别贤与不肖者寡矣。”
对于贤才的定义标准，司马季主和贾宜、宋忠就不在一个维度上。在贾、宋认为高官厚禄者是世人都认为是高尚的，是贤能的人，应该得到那个高位。是用位高权重来评判一个人是否贤明。在他们的认识中，朝中的权贵大臣们就是有才华的贤士。能为国家出力的就是有才能的贤明之人。而司马季主就回答他们：“贤之行也，直道以正谏，三谏不听则退。其誉人也不望其报，恶人也不顾其怨，以便国家利众为务。故官非其任不处也，禄非其功不受也；见人不正，虽贵不敬也；见人有污，虽尊不下也；得不为喜，去不为恨；非其罪也，虽累辱而不愧也。
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韱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试官时，倍力为巧诈，饰虚功执空文以?主上，用居上为右；试官不让贤陈功，见伪增实，以无为有，以少为多，以求便势尊位；食饮驱驰，从姬歌儿，不顾於亲，犯法害民，虚公家：此夫为盗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为高贤才乎？”
司马季主说的是：“大凡贤者居官做事，都遵循正直之道以正言规劝君王，多次劝谏不被采纳就引退下来；他们称誉别人并不图其回报，憎恶别人也不顾其怨恨，只以对国家和百姓有利为己任。所以，官职不是自己所能胜任的就不担任，俸禄不是自己功劳所应得到的就不接受；看到心术不正的人，虽位居显位也不恭敬他；看到染有污点的人，虽高居尊位也不屈就他；得到荣华富贵也不以为喜，失去富贵荣华也不以为恨；如果不是他的过错，虽牵累受辱也不感到羞愧。 “
现在你们所说的贤者，都是些足以为他们感到羞愧的人。他们低声下气地趋奉，过分谦恭地讲话；凭权势相勾引，以利益相诱导；植党营私，排斥正人君子，以骗取尊宠美誉，以享受公家俸禄；谋求个人的利益，歪曲君主的法令，掠夺农民的财产；依仗官位逞威风，利用法律做工具，追逐私利，逆行横暴：好像与手持利刃威胁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刚做官时，竭力耍弄巧诈伎俩，粉饰虚假的功劳，拿着华而不实的文书去欺骗君王，以便爬上高位；被委任官职后，不肯让贤者陈述功劳，却自夸其功，把假的说成实的，把没有的变成有的，把少的改为多的，以求得权势尊位；大吃大喝，到处游乐，犬马声色，无所不有，不顾父母亲人死活，专做犯法害民勾当，肆意挥霍，虚耗公家：这其实是做强盗而不拿弓矛，攻击他人而不用刀箭，虐待父母而未曾定罪，杀害国君而未被讨伐的一伙人。凭什么认为他们是高明贤能者呢？”
这点就看出，贾、宋二人身在官场，做为既得利益者之一，自然要按官场的规则看问题，想问题，身在山中不识山的真面目，而司马季主则是站在边上，看着人世间为利而来，为利而往的芸芸众生。看透了社会中所谓高门显贵的行事做风格，在人们都蜂拥而来之时，他则置身世外，不断探寻自然的运行之道，把自然之道传播给国家的君主和百姓，让他们根据自己占卜做出选择。这就是聪明人的处世之道，就象庄子一样，置身俗世之外，只是一心求得自己精神上的独立。世间的事物运行规则是不断变化的，现在的所谓高人雅士开口闭口先王之道，可先王之道流传下来这么多年，也只是在先王之时才有作用。现在真正的君子是要找到的是这世间变化的内在规律，帮助百姓去消除灾祸，改善生活。而不是只靠口才借着先王的事迹去忽悠君王和百姓。
这是司马迁借司马季主的口对所有统治者的控诉，批判他们为了权利而不择手段，不顾礼仪兼耻，更不会想到百姓的生活；做事不遵守自然规律，只知道残害生灵满足私欲，而不能为天下百姓带来福利。这样的君王和大臣都是昏庸无道之人，不配称为君子。而真正的君子是那些默默为君王奉献智慧，以劝导君王用贤才良策管理国家。教化百姓，开启民智，以使百姓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