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傅红芬
小时候，别人问我：你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
我总是天真地答道：修地球的。
带着骄傲和自豪。
在我儿时的心田里，地球是一个多么庞大的东西啊，而我的爸爸妈妈竟是修理它的人。
儿童最初的感情总是纯洁无邪的。我童年时代在一所简陋的乡村小学上学，班里除了少数几个教师子女，几乎全是农家子弟。我们一起钓龙虾，一起偷西瓜。谁家的金铃子熟了，谁家的白枣甜透心，无人不知，无事不晓。在乡村里，正而八经的读书人不多，但左邻右舍却热乎得很。
有一年春天，隔壁的小炳哥哥上树采桑葚跌伤了腿，妈妈把一窝子准备换钱的鸡蛋全端了过去；到了大年夜，爸爸总让我把头一笼定胜糕送给村东头的阿星奶奶。
这样的小事，可就太多了，父母那种纯朴、善良、憨厚的感情和品质，从此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上。
我们嘉定地区是有名的“产蒜之乡”。秋分过后，家家忙着排蒜种、刨地、套沟，年年如此。
爸爸妈妈也和村里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一样，乐呵呵地说：别瞅今儿在地里做窝挺辛苦，立夏一过，那可是宝啊！
是的，到那时候你来看吧。大蒜地是一片绿汪汪，抽节的蒜苗看着也叫人心欢，一棵大蒜可以抽好几次苗呢！一捆捆、一担担、一车车的蒜苗被运往人山人海的收购站。
这还不算，到了芒种才叫累人呢。地下的蒜头经历了秋冬的料峭、春天的柔情和孟夏的风，早已欣欣然等着农民们去收获。
大人小孩坐在地里削去蒜头上的须须，运回院里，晒得“嚓嚓”响，一扎一扎地挂在屋檐下，引得紫燕纷飞，还以为是来了一群秃头小和尚呢。
放暑假时，是卖大蒜的季节。炎炎夏日，风扇频转，我们尽兴地剪下蒜头，剥去外面的一层脏皮，分类装箱。
这时爸爸就给我鼓劲：加紧干哪，伙计，卖了可全是你的书费，每月的菜金。
知道哩，有你这个修地球的爸爸，就是出国念洋书，也不愁没钱花。
一阵阵笑声如同哗哗的河水冲走了劳动的疲倦，用爸爸的话来说，这叫“国家、个人都得实惠”。
是啊，我爸爸妈妈只念过小学，不会讲什么高深的道理，但他们却用那开满茧花的双手和双脚在坚实的土地上耕耘出幸福和欢乐。
春天，布谷鸟唤醒了原野，催着他们种菜、种棉花；夏天拍油菜籽，收蚕豆、大麦和小麦；秋天收稻，收黄豆，摘棉花，埋上熟了的红薯；寒意浓浓的冬天，还要吱吱嘎嘎地担着粪桶给过冬的黄芽菜上肥。
多少个像我爸爸妈妈这样的农民，在这片土地上默默地奋斗着。他们没有太高的奢望，只知道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去创造财富。
也许这就是某些人所说的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愚昧落后和安于现状。我不能对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作什么评价，但至少我认为他们还不太了解农民，不懂得任何人的双脚都得踏一块现实的土壤。
谁能说，像爸爸妈妈这样的农民心中没有永久的憧憬和希望？难道他们不希望尽快改变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希望自己的后代生活得舒适些，现代化些？但这一切的改变需要时间，不是一番热情，一两句口号就可以做到的。过去的岁月曾经给他们带来了灾难，现在的生活正在走向富裕，这难道不象征着美好，不显示着改变吗？
少年时代我就进城念初中了。父母给予我的自尊感使我在五光十色的世界和那些奇装异服面前从未有过任何的自卑，更没有因为生长在一个农民家庭而暗自叹息。
相反，常常有一种自豪感。父亲也常常告诫我，以后不管读书读到什么程度，都要记着爸妈是“修地球”的！我把这作为我的座右铭。
16岁的我不知为什么对文学萌发了强烈的爱。课余练笔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写一写我的爸爸妈妈和乡村里淳朴热情的人们。
我常常托腮沉思：不管将来当不当作家，我都要提起笔来，为他们，为这些粗手大脚的农民，忠实地写下他们的眼泪和欢笑，写下他们一颗颗暖暖的心。
这一切，难道不是我的爸爸妈妈，我可爱的乡村给予我的吗？
番外
本文写于1987年初三暑假，写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青年之友》节目 “360行，行行出状元” 征文。当年10月9日，《青年之友》栏目播出，时由北京景山学校方静同学朗诵。
不久前，无意中上网看到此篇少年时代习作被收入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老作文 新作文》（高中）版中。编者在前言说这是他们从1950年代至新世纪公开发表的学生作文中筛选的比较优秀的作文，嗯，忍不住秀一下吧。
人生就是一篇作文，一笔一划写好一篇作文，也是不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