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生活的镇上有三个国营食店，分别叫作一食店二食店三食店。一食店的凉粉，二食店的油条，三食店的小炒，都很出名；三食店离我家最近，所以去得多一点。说是多，其实一年也去不了几次的。主要是父亲想喝酒了，又没有下酒菜时，就会叫我去买一份凉粉，倒一小杯酒，慢慢吃完喝完，刚好接上厨房里煮来的米饭。他一般是一个人吃那凉粉，只在特别高兴时才会叫我们仨中的一位去尝一筷子，我们中被叫到的，就感觉是得了多大的一个恩赐。他被下放去修人民渠那些时间里，就不可能再去了，但有一次例外。我的婆婆很久没吃肉了，想吃，她把我叫到跟前，掏出用手帕包得严严实实的那点细软，选了很久，才将那些十分破旧的纸币和镍币交到我的手里，十分认真地说：“娃娃，这是三角钱，婆婆想吃肉得很，你去三食店给我买一份莲花白炒肉片。”我说好，随即就去厨房拿碗，她马上叫住我，说：“不能拿碗。你去河边摘一匹芭蕉叶，洗干净，就用它给我包回来。你爸爸不在家，妈妈整日辛苦，供你们几个读书，我不能让她知道，不然还说她没把我侍候好，我连肉都没得吃。你把肉包好，揣怀里，回来，别让人看见，事后也不可对你妈说，你是婆婆的乖孙子，最听婆婆的话了，去吧。”我买好了肉给她，她就坐在床上，在那个没什么光线的房间里，用手抓着吃完了，其间多次叫我快吃，我都摇头，说不饿，其实我嘴里的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那时，我约莫七八岁。

      读中专三年，几乎没下过馆子，因为没钱。有次快毕业了，几个同学说去吃沙坪坝食店里的包子。五六个同学，点了两三个菜，几个包子，还要了几碗散啤酒。那是我第一次喝啤酒，虽然觉得不好喝，但总觉得自己已经是个男人了，今后得独自在世面上混，不抽烟喝酒哪行呢？菜和酒我都没留下什么印象，独有那包子，印象深刻。那面，白如冰雪，软如新棉；那馅，肥瘦参半，油水富足。一个包子可能都有二两重。我真舍不得一下子就吃完它，待吃完了，就在心里暗暗发誓：今后有了钱，一定要到这里来吃个够。

    最难忘的一次下馆子是在成都的芙蓉餐厅。中专第一学期放寒假，我从重庆坐火车到成都，然后去买车汽车票。谁知春节忙，我老家的班车得三天以后才有票售。我当时全身一共就六元钱，车票四块三，这意味着我三天的吃住只能用一块七。不得已，我去求助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但他这位朋友我又没见过，只知道在成都正府街住，叫刘正树。我找到他时，天已全黑，肚皮也咕咕地叫个不停。刘叔见到我以后，以最快的速度，换了件干净的衣服，穿上皮鞋，洗了帕脸，拉着我的手就直奔餐厅而去。三个菜一个汤，麻婆豆腐、水煮肉片、宫保肉丁、蕃茄蛋汤。好吃啊！我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刘叔叔问我一天吃饭没有，我一老一实地说吃了个冰糕，他说吃冷的不好，伤胃，你现在不觉得，等长大了就知道了；人得多吃热食。他不停地叫我快吃，吃饱。他靠蹬三轮车养活一大家人，他工作时穿得十分破旧，但带我进芙蓉餐厅时，还是收拾了一番的。他的样子我至今记得，但他早已去了天堂，愿他在那边不再蹬三轮，能多享点福。

    读大专时也没下过几次馆子，也没钱。记得我两个朋友来学校看我，请我下了馆子，一次中餐一次火锅，那一顿饭的饭钱，已够我吃一个月。

    从九十年代后期起，下馆子的次数就多了。有时吃请，有时请吃。但浪费特严重，经常是吃一半剩一半，好面子不打包。酒也从十几元的喝到几百上千元的。

      现在人年纪大了，消化功能也差了，所幸吃请请吃都锐减了，正好呆在家里，吃些粗茶淡饭。

      总而言之，我这一生下馆子的曲线是一个山坡，坡顶端的光彩现在想来一分钱意义都没有，倒是上坡前的寒酸，让人回味，下坡后的清淡，让人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