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的功夫同学们都离开了校园，奔向了各自的前程，只有我无处可去，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工作。可我也不想就这样回家去，父母已经把我供到了大学毕业，我不想让他们再为我的工作发愁。

我记得大四寒假在家的时候，恰好邻村的一个早些年大学毕业分配到XX油田工作的叔叔回老家探亲，听说干得还不错，几年前就当上油田的小领导了。村里好心的长辈就跟我父亲说：“领着你儿子去求求人家，没准就能把你儿子的工作给安排了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凡事不愿求人的父亲还是领着我去了那个叔叔家，因为只隔着一条河，并且两个村子都不大，父亲与那位叔叔家里的老人们原本也认识，所以见面之后他们一家人对我和父亲也很热情、很客气，但是毕竟是有求与人的事，父亲的表情一点也不轻松，我也就没敢大胆到像小品《拜年》中的赵老蔫那样脱鞋上炕陪领导喝酒。为了给父亲减少一点亲自将求人的话说出口的尴尬，我索性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那个叔叔当时说的话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很能侃，侃的内容包罗万象，大到“大政方针”，小到他当年如何给他的领导家里掏粪，起初我还以为我这点事儿有戏呀，“没准他是打算把我弄过去当成自己人重点培养呢”，可听着听着我就渐渐地失去了兴致，父亲自然也舍不得我千里迢迢地去给那个叔叔家掏粪，所以这件事的结果自然是没有结果了。

从那个叔叔家里出来的时候，我还没心没肺地想：“同样是念个大学，这人与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我在面对父老乡亲的时候，咋就没有那么多的“学识”，整不出来那么多话来？真是愧对这么些年来教过我的老师们；也不知道学成我这样，毕业的时候学校会不会退回来一半儿学费？”可是当我转头看到父亲的表情时，我知道他已经开始为我的工作犯愁了，果然父亲开口了：“早知道念完书找个工作这么难，还不如中学一毕业就跟我学瓦匠了呢，到现在房子都给你盖起来了。”父亲说这句话的声音不大，既像是对我说的，又像是责怪自己。我望着父亲，信心满满地说：“爸，你放心，我自己会找到工作的。”

现在的我已经毕业了，不能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可是摸着口袋里仅剩下的不到一百元，我又能去向哪里？还是先就近找个工作吧，先养活自己再说。幸好先前还剩下一些饭票，宿舍管理员也还没有把我往外撵，暂时吃住还算有着落，不过宿舍应该也住不了几天了。

“明天去问问团委的吴老师，看看他能不能帮我找一份家教的工作先干着”，我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吴老师之前教过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现在调到团委了，他是我认识的这个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对所有学生能够一视同仁的老师，不像其他的老师们，特别是体育教研室的那些个，都跟流氓和黑社会似的，那天下午我就这样一边想一边低着头向食堂走去。

“XX，你怎么还在学校啊？”顺着声音我抬头看过去，嘿，真是心里想谁就能遇到谁，这个吴老师难道是曹操派过来拯救我的吗？

“啊，吴老师，我还没找着工作，想在学校再蹭几天，看看能不能就近找个事做。”我实话实说，只是没好意思直接说出“您能不能帮我”这样的话。

“嗯”，吴老师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学校旁边的山坡上那个工厂你愿意不愿意去？那个工厂原本是学校办的，和你的专业也对得上，不过现在基本上和学校脱离了关系，对外还讲是学校办的那也只是暂时的，所以今年去的人，也不会算在学校的编制内了，你去的话可能委屈了点”。

这个吴老师本来就含蓄，现在可能更多地考虑我的感受，说出的话更委婉了。

“只要他们能要我就行”，我这样对吴老师说，也只能这样说，人穷志短啊。

“那这样，我明天帮你问问，听说他们那里正在招聘今年的毕业生，你明天下午还在食堂门口这里等着我，到时候我给你个准信儿。”吴老师可能是为了避免我更难堪，没有跟我要联系方式，事实上我也真的没有。

听到吴老师主动提出帮我，我赶紧说：“那太谢谢你了，吴老师，给你添麻烦了。”

“不麻烦，我也就是打个电话过去帮你问问，成不成可不保准儿。”吴老师这样说。

“嗯，对了吴老师，你今天怎么来食堂吃晚饭了？” 我问。

“你们刘老师有事回娘家两天，我一个人回去做饭太麻烦，就在食堂吃了再回去。”刘老师是吴老师的爱人，也是我们的师姐，比我大几届，毕业后被学校留下做了老师，听说刘老师上学的时候是我们这个学校的校花，吴老师是大学毕业后来到我们学校当老师的，年龄上也比刘老师大不了几岁，她们一年前刚结婚，二人郎才女貌，算得上是我们学校的神仙眷侣，我还听说过当初吴老师和刘老师的恋情公开后，在学校里那是相当地轰动，只是那些之前惦记着刘老师的“豺狼虎豹”不知什么原因都悄悄的知难而退了，由此可见这个吴老师的确魅力不凡。

“我先走了，你明天晚饭时来听信儿吧。”

“好的，吴老师再见。”

第二天吴老师果然给我带来了好消息，那个工厂同意我去上班，只是要求前三个月必须到生产车间去接受锻炼和考核，如果他们觉得不合适可以随时辞退，当然如果我不愿意在那儿干，也随时都可以走人。

“你如果同意的话明天就过去吧”吴老师说完就离开了。

没有面试，也没有签署工作合同，我就这样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虽然毕业之前为了挣点生活费也曾经兼职做了几次家教，但那也是做得断断续续，对我来说实在不值一提，也算不得是工作，毕竟我上学的花费还是要靠父母供给。

那个工厂规模不大，没有员工宿舍，好在宿舍楼旁边的校园角落处有一排废弃不用的平房，因为平常经常有学校领导或老师的家属在那里暂住，所以门和窗子都还完好，每个房间都有同学生宿舍一样的铁床，还有总务处安排的人来经常打扫门口和走廊的卫生，我就私下里找到了那个负责打扫卫生的人，许诺发了工资后给他买两包红塔山，然后就将宿舍里的行李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搬了过去。

那一排平房大概有十多间，由中间朝南开有大门，大门也不上锁，直接进去往里走四五米，就是东西向的通往每个房间的走廊，我住的是进门往右数的第三间。

第一间住着学校总务处长的老丈人，一个古怪的老头，每天吃饱了没事干就会站在学生宿舍门口骂他女婿，总是那句“以前管全学校后勤的只有两个老师，还是兼职，平时还不能耽误上课，他奶奶的现在整了一个专门的总务处，个个占着茅坑不拉屎，这帮败家玩意儿”。

第二间住的是一个系主任的老娘，老太太邋里邋遢，而且听说手脚不干净，这一点后来也得到了验证，因为我那个一起住了四年的上铺的兄弟，毕业临走时将他的手表摘下来送给了我，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睡觉前把它放在了靠着床头的小书桌上，结果第二天一大早醒来就发现手表不见了，我从窗门往外看了看，只有这个老太太在外面若无其事地溜达，而且据我后来观察，我们这里住着的几个人，只有她起的那么早。但是就算是有确凿证据，我当时也不敢大张旗鼓地跟她理论，何况没有。

再往里挨着我的第四间是比我晚几天住进去的，一个跟我同届有机化工专业的同学，我是高分子专业的，上学的时候跟他没啥接触，一直到毕业也不熟悉。听说这个同学的精神状况不大好，毕业论文没写，答辩时更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躺在答辩室后排打起了呼噜，因此也没能毕业。他是我们这一届最后一个从学生宿舍搬出来的，而且不是他自己搬的，是学校老师拿他没办法，帮着他搬出来把他安置到那一间的。

这位仁兄一搬进了我们这里可就热闹了，不过好在闹腾的时间不长，因为他经常半夜起来唱歌，唱的鬼哭神嚎的，后来还竟然去踹那个老头和老太太的门，再后来那个老头实在受不了了，让他女婿给安排一个专车把这个同学送回老家去了。

这就是我刚毕业时的样子，总之校园还是那个校园，花草依然芬芳绚烂，杨柳枝一如既往地迎风招展，那些“小妖精”们的裙摆也如同往年一样随着气温的上升越来越短。可是这一切都已与我无关，过去那种熟悉的感觉已经渐行渐远，直至模糊，抓不着任何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