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基本算是最后一代知青了。插队似乎是我们城里孩子的灾难，但如果想一想那些偏远地区的农民孩子，我们城里人已经很幸运了。这集我就说说农民面对新机遇的抗争。
我大舅“苦龙生九子”，九个孩子各个过得苦哈哈的，住在福建福清的农村，那里与台湾隔海相望，是台海前线，国家不会部署任何像样的工业。穷，特别的穷。就是薯干清水也不能裹腹。
我的这些表兄弟和表姐妹，没有任何机会从这块贫瘠的土地中获得温饱。但福清有海外讨生活的传统，背井离乡他们不怕，吃苦受累他们也不怕。
他们怕干部，怕领导，怕他们的随时可以扣到自己脑袋上的“帽子”。这不能，那不许，可种什么、干什么、怎么干？这些难道不是劳动的基本权力吗？至少那时不是。单干、集市、打工、长途贩运，甚至养母猪…都不行。可未来呢？今天的不合法明天会不会就合法了呢？改革开放初期的先锋就是把红灯当黄灯，黄灯当绿灯，探索先于制度的实际改革，实践倒逼制度。这多少需要视野、见地和勇气。
表兄弟几个文化最高的是大表姐的丈夫，高中学历，对天天面朝黄土的农民来说，他算是有见识的。老四虽只有初小文化，但有胆略，杀伐果断，人情练达，是实干家。
既然土地给不了他们要的，那就出去闯一闯。坐着运牲口的木栏车皮，他们出了远门，到北方的城市打工。
距离就蕴含着差异，不仅在经济上，更多在观念上。北方人憨直、粗犷，为人豪爽。在他们看来不是机会的地方，在南方人眼里未必没有机会。
几个表兄弟就是最早的农民工，这是我们国家的一种特殊身份，他们没有城市户口，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下，他们的口粮就在自己那块土地上，进城连粮票都没有。吃住都成问题，我们城里人哪里知道他们进城有多苦。可就是这些食不果腹的“现代鲁滨逊”，在政策微微松动的“黄金期”，抢得了致富先机。
几个表兄弟发现“废钢渣”是他们致富的最佳营生，税收、补贴各方面的特殊政策，几乎是一本万利。可如何从打工人成为老板呢？在摸清了工艺和上下游的业务关系后，他们编制了一个美好的故事。回乡讲给乡亲们听，集资，农民没有钱，但不是没有梦。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第一个厂子在打通了无数关卡后终于投产了，还雇到了懂行的大学生。
不是说这些农民有多么的高瞻远瞩，而是因生存欲望的激发，加之他们的生存地位已经让他们“输无可输”。由此他们成了变革期最勇敢的人，而机遇就偏爱勇敢的人。
国家企业的价格管制还没放开，农民用市场逻辑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国军”（国企），市场有一种快速迭代的“贪婪”。几个表兄弟一致通过了一个“成吉思汗决议”，将第一桶金全部作为资本，扩大再生产。新厂进军包头、西安、石家庄…，像不可一世的蒙古大军攻城掠地。这就是“第一代企业家”发家之路，用“穷则思变”激发的勇气，抓住了紧缺经济短暂的卖房市场，国企还在“价格管制”的冬眠期，他们已经在一个边缘市场，一举建立了自己的市场垄断地位。
你以为成功的人都是神吗？其实，他们也是普通人，选择赌局的确需要智慧，选择“成吉思汗”式的扩张就需要有“推迟享受的自律”，而运作工厂，他们的策略很简单，就是人停机器不能停，三班运作，就要抓市场的“头部”。之后，国企设备升级，哪还有那么多废钢渣。政策从来都是带时间参数的，缩短生产周期是一种风险最低的扩张。很朴素，并不高深，不然怎么就轮到农民了？
此后，开矿山，搞房地产，搞大规模水产养殖…资本处处先行一步。几个表兄弟在第一回合中，完胜我们几个在北京的亲戚。尽管我弟弟和堂弟都考进了清华，可改革开放第一次还是成就了那批退无可退的优秀农民工。农民工很多，成功的屈指可数。没抓住机会的，就连他们考上大学的第二代都没什么机会了。
因为市场早就不是卖方市场，政策也趋于完善，资本的积累已经让努力退居二线。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几个表兄弟的资产至少都过了亿。后面的故事会把镜头重新对准城市，因为城市才是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其实，表兄弟们的成功也发生在城市。
注：配图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