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有其源，树有其根，人世亦然。
陈姓起源于古代的舜帝，舜帝的后人妫gui满避乱乡间，周武王差人找到他，封给他一块地盘叫“陈”，后来居住在陈国的人，大多就以国为姓。这就是【陈】姓的由来。
妫满死后，天下发生战乱，陈姓人分成三支避居各地。其中的一支在唐代中叶迁徙到江西德安县一带，聚族而居，人数最多时达3900余口，这就是有名的：【义门陈氏】。
陈氏的势力日益扩大引起朝廷的担心，便以“分赴各地教化民风”为由，将义门陈氏拆散，分迁全国各地。
这些迁出的陈氏族群中，有一支先迁到江西上梅之鹅颈岭。后来，又由一位叫陈泳升的人带领，翻山越岭，搬迁流离，最后到达了湖南桂阳的临坛乡。时间大约在南宋的淳熙年间（1174-1189年间）。
这位叫陈泳升的人，就是我们泗洲寨陈氏的开山鼻祖。
来到桂阳后，陈泳升公在临坛乡生下长子陈圭（也就是泗洲陈氏二世祖），陈圭公青年时代以军为官，中年后有了一些积蓄，便“卜居于泗水之旁”，建了现在的泗洲寨村（也叫泗水村），这个时间大约在公元1230年左右，距今近800年。陈圭公的后人，在泗水之旁的这片土地上藩延生息，到明朝的洪武年间已延续到第6代，此时，由于人口增多，按照当时的保甲制度，五世祖祥叟公令膝下的四个儿子分立门户，于是有了流传至今的泗洲 四甲（四大房）:
十甲陈朝卿 二甲陈惠卿
八甲陈茂卿 五甲陈贤卿
我们陈士杰家族，则是五甲贤卿户藩延出来的。
泗洲寨人文蔚起，自分甲之后，陈氏人丁兴旺，人才辈出。据统计，明清两朝泗洲寨一村之中，共出进士5人，中举人12人，七品以上官衔40余人，皇帝封诰55人次。
其中十甲陈朝卿公以军功授内阁中书，官至五品。明中叶，二甲惠卿房陈尚伊在明代隆庆年间中进士，享皇朝三品官爵，曾为江西布政史参政。
清道光4年（1824年）陈士杰诞生在泗洲寨官厅附近的一个旧屋中，少年家贫，靠勤苦读书，中廷试一等一名，是曾国藩的重要幕僚，征战天下，他一生历任福建布政史、浙江巡抚、山东巡抚、治黄钦差大臣等职。曾修竹钱塘大堤、定海炮台，引进电报等先进技术，功勋卓著。
陈士杰是清末湖南在中国政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英名在桂阳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景仰。1893年逝世于衡阳，享年69岁。清光绪常赐葬于衡阳七十二峰的岣嵝峰。
陈士杰生平事迹介绍
“世须才，才亦须世”，个人的命运都跟时代与社会紧密相连。作为“中兴名臣“的重要一员，陈士杰的崛起与成功客观上是时代给予了机遇，主观上是他具备必要的才学与能力。陈士杰的生平事迹，其生前身后皆有官私文献记载。这些文献主要有：郭嵩焘《陈隽臣中丞暨颜夫人六十双寿序》、赵尔巽《清史稿．陈士杰列传》、陈兆葵《府君行述》、王闿运《桂阳直隶州泗洲寨陈侍郎六十有九行状》、吴大澂《在籍大员病故代递遗疏折》、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以及相关方志、家谱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份很重要的文献，就是陈士杰自己撰写的回忆他与曾国藩交谊的《感知录》。综合这些文献内容，我们可知陈士杰生平大略。
陈士杰（1824-1893年），字隽丞（又作俊臣），清桂阳直隶今桂阳县）泗洲寨人。道光四年二月二十三日（1824年3月23日）生。五岁受学，启蒙于陈氏家族塔峰书院，蒙师为家伯陈忠栖。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二十一岁，赴桂阳州试，深为知州俞昌会赏识。二十二岁赴衡州府考，获前十名，食廪。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二十五岁，经俞昌会荐举，与伯兄士元入岳麓书院肄业。二十九年（1849年）选充乙酉科拔贡生。廷试诗题，独得题解，以一等第一用七品小京官，签分户部。咸丰元年（1851年）丁父忧归。咸丰二年（1852年）率团勇平县内李明先、李观龙起义。
咸丰三年（1853年）初，陈士杰应邀入赞曾国藩衡州军幕，“发纵指使，多所赞助”。旋经湖南巡抚骆秉章檄办乡团。嗣后复经历任湘抚檄带练勇防堵上游，立营号为“广武军”，捍卫湖、广南、东、西路，镇遏岭桥。其时，永州、郴州、桂阳边地千里，太平军和地方义军四处奔袭，广武军当其冲要，扼险战守。咸丰九年(1859年）春，太平军石达开部自赣入湘，至桂阳州，拟北上进攻衡州、长沙，图夹攻湘军。陈士杰率广武军驻扎桂阳城北花园寨，阻扼石军进路，以数百人败石军数十万众。石军被迫西走新田，太平天国袭湘省以夹击湘军的战略意图未遂。
同治元年（1862年），江、浙、皖军事危急，陈士杰以曾国藩奏荐，擢为江苏按察使。但陈士杰虑及郴永桂时有边警，呈请湖南巡抚代奏留籍养亲，并督团勇防遏太平军和义军。同治四年(1865年），陈士杰以功加布政使衔。嗣后，又以镇压鲍超部哗变霆军及收编太平军士兵有功，得号刚勇巴图鲁。同治十年（1871年），陈士杰出任山东按察使，因母丧，于光绪元年（1875年）始赴职。在任因整顿吏治，辨析疑狱，平反错案有功，晋福建布政使。但因山东巡抚文格被劫，牵连罢官。五年（1879年）起复，以台湾军务，诏署福建按察使，到官逾月，署布政使。六年（1880年）升山西布政使，未赴。光绪七年（1881年），陈士杰擢浙江巡抚，在任增修镇海、笠山港、定海、乍浦炮台，以巩固海防。光绪八年（1882年），陈士杰转任山东巡抚。时值巡抚丁宝桢之后，曹州、兖州一带，以用人不当，治安可虞，民怨甚多。陈士杰在整治境内河患时，往来奔驰，亲自督工，节约费用，颇费心力。后积劳成疾，加之因海防事为人所忌，于十二年（1886年）夏，因病数请乞休，不久返桂阳。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1893年2月5日）,陈士杰卒于衡阳住所，年69岁，朝廷予省城及本籍建祠以祀。
陈士杰一生历官员外部、知府、道员、江苏按察使、福建按察使和布政使、山西布政使、浙江巡抚、山东巡抚，终兵部待郎。从他有多方面的建树考察，不愧“中兴名臣”之誉。在军事上，早期参赞曾国藩军幕，“外简军食，内修营政，荐引人贤，量能而授之职，隐若负天下之重”，其功巨大。其中最有名者，一是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曾国藩采其建策，取得湘潭大捷。王闿运言湘军“自此始知战事，不以炮为生死。而名将飚起，克平巨憝，虽有天幸，侍郎本谋也。”经此一战，太平军在湖南的力量受到重挫，不得不退出了湖南。一是力谏营救坐法当斩的鲍超和违令受困岳州孤城的王鑫，使二将免于难，后来鲍、王并为湘军名将。
《中兴将帅别传》评曰“王壮武几死岳州，鲍忠壮当刑而免，微陈公一言相救，两贤勋业易由建哉”，言明陈士杰成就二将之功。
湘南是湘军的大后方，毗连太平天国起事的两广地区，是湘军与太平军争夺的战略重地，关系整个江南战局。陈士杰离开曾国藩幕府，组建广武军后，即以防遏太平军从后路夹击湘军，力保南路无虞为己任，使东征和西征的湘军免除了后顾之忧。
在治理地方上，陈士杰可谓勤政爱民，廉而有为。他厉官两广，
迁易不居，所到之处，关心民瘼，辟利源，轻赋税，治河患，兴漕运，办赈济，开局平粜，多有善政和建树。陈士杰去世后，湖南巡抚吴大澂在《在籍大员病故代递遗疏折》中，向朝廷汇报他治理地方的成就。其言：“该故抚臣整顿吏治，勤求民隐，所至有声。其最著者，在浙则以海塘岁修为民病，改用巨桩长石，计工比往岁十倍费减五倍，食于塘工者皆怨谤，而十年无损坍。调任山东，正值勘办河务，众论纷腾。该故抚臣坚持分河减流之议，凡疏引河四道，筑历城至利津堤是三百余里，东阿至利津北岸隔四百余里，民埝千五百余里，堵缺口最大者五。频年奔驰河干，不避劳怨，该省士民咸称道之。”“该故抚臣谋略素裕，捍卫桑梓卓著勋劳，居官勤廉尤为人所难及。”
在国家防务和安全上，陈士杰清醒时局，重视海防和洋务。在晚清的对外战争中，清政府屡败于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和奇技淫巧。陈士杰深为忧痛，他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非常重视海防建设。署福建按察使时，即重视台湾军务，后抚浙江，增修镇海、笠山港、定海、乍浦炮台，以固防卫。移抚山东，也缘海设防。陈士杰的海防观念和巩固海防的措施对晚清的北洋防务和海军建设颇具影响力。陈士杰重视洋务，被左宗棠引为同道与知己。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在写给陈士杰的一封书信中振聋发聩喊出了“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时代强音，成为中国近代早期改革开放的著名论断和有力的思想武器。
陈士杰生平中还做了一件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事情，就是赞画中枢大臣文祥军机，为其决疑，积极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王闿运《桂阳直隶州泗洲寨陈侍郎六十有九行状》记其事：十三年，文文忠在军机，方忧西事，尝延见咨访。因陈事权不一之敝，虽具贤人，犹患牵制。其后一以兵饷事任左文襄，遂定新疆，采其议一。”与陈家交往密切的八指头陀释敬安在他写的《挽桂阳州陈中丞六章》其二并注中也提及此事。其诗：“西望筹边日，东征拜命初。曾趋丞相府，请上治安书。文文忠咨公西事，公请专任左恪靖。嗣西路统兵各大臣续报迁调，恪靖遂主征讨，底定回疆。魏尚功能就，冯唐计岂疏！无人知密画，史论复何如？”“文文忠”即文祥，清代名臣，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为晚清中枢重臣，因其才德过人，有“满族之鹰”之誉。“文忠”是文祥谥号。诗中“丞相”即指文祥。“恪靖”为左宗棠伯、侯爵位之名，“左恪靖”即左宗棠。同治末年，以李鸿章为首的一帮督抚大臣挑起海防塞防之争，他们主张放弃新疆，以节省的军费来加强海防。而左宗棠等人则主张海防塞防兼顾，坚决要求收复新疆。经过朝野一番大争论，清政府最终决定收复新疆，但在主持收复新疆事务的人选上，起初清政府想利用出身“丰镐世家”却欠缺才具的满族大臣景廉，而命左宗棠为景廉筹办粮饷。之后朝廷改变主意，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将景廉和与左宗棠意见常常相左的西征军粮台总管袁保恒调回朝廷，使左宗棠专一事权，不受掣肘，最终打败入侵新疆十余年的阿古柏，成功收复了新疆。从王闿运和八指头陀的记叙中，我们可知道清政府在收复新疆，选择统帅时的一些内情。左宗棠能够督办新疆军务，恢复国家故土，陈士杰是幕后英雄，可谓厥功至伟，千古流芳。
陈士杰一生，还有许多事可表。如其热心公益慈善，造福桑梓；
兴建书院，培养人才：改革湘昆，促进梨园艺术的发展等等。
在晚清处于内忧外患交逼的危机中，陈士杰“孤忠惟许国”,“忧时犹有泪”,“自信孤忠真似铁，剧怜两鬓已如霜”，对国家民族有一份赤诚热爱，也有一份深深忧患。他的人格与品质，才识和能力，为同时名人所重。曾国藩以识人用贤著称，他对陈士杰评价很高，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感。他说陈士杰“深明武事，于御众之道，盖得古人之遗意。”“隽丞外朴内朗，干济才也。”陈士杰也见知于左宗棠：“隽丞，大器也。以能兵称之，浅矣！”后人撰史，常以陈士杰“善于用兵”为言，左氏之评，意蕴更深。郭嵩焘称其“出处进退，揆之古人致身之义，为尤得其正。”王闿运言其“性笃孝，老犹孺子慕”,“持己敬而与人忠”，为“恂恂雅儒”。此外湖南巡抚吴大澂也称其，“谋略素裕，捍卫桑梓卓著勋劳。居官勤廉，尤为人所难及。”恽世临称赞陈士杰在地方举办的公益事业，“贤者所在，一方蒙福，非虚语也。”
陈士杰的流风余韵对后世也产生了影响。杨毓麟在深究湘军领袖人物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郭嵩涛、陈士杰等人，何以不趁太平军兴取代腐朽反动的满清王朝时，将陈士杰比作五代十国时期南楚开国君主马殷和南唐名将边镐，“生平宗旨实与马殷、边镐同”。可见陈士杰在湖南后人的心目中是有相当地位和影响的。而其人其事著于国史方志家乘者，也正足以证明他在历史时空之间各个维度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