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那个叫范雨素的女人似乎销声匿迹了。

我读了她的文章，关注了“皮村文学作品集”公众号。即使不看完这些作品，我也知道，在这个人人都可以称作自媒体人的时代，不止一个范雨素。

今天看了记者采访范雨素的文章，她说做保姆时跟雇主一起吃饭，她面前是一盘素菜，雇主吃好的。雇主带她去亲戚家吃饭，只给她用一次性筷子。读着读着我就哭了，第一感觉是他们太不把人当人，但或许这是这类工作者的生活常态。

其实我们上班堵车时就会绕道穿过金盏乡皮村，那是一个很拥挤的地方，印象中有很多筒子楼，路很窄，早上能看到很多穿着睡衣、趿拉着拖鞋去买早点的人。他们并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那懒散的样子和慢动作还会让急躁的司机抓狂。有时，你会看见一个男人站在小店门口买豆浆油条，然后叼根烟继续游荡，有时你会看到一个女人牵着两个孩子，嘴巴里大声嚷嚷着，听不清是哪儿的方言。总之，这是一个充满生活因子的地方，微乎其微却显得很重要，若哪一天街上安静了，你会觉得这一天的清晨缺少了仪式感。

三四年前看了一部纪实性作品《南城根》，讲的是那些小人物的生活，就是那种琐碎、凌乱拼凑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城市一角——城中村的面貌，好似邂逅了街头那些似曾相识的人。

他们与一般的白领有点区别，穿着？言谈举止？貌似你说得出又说不出，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农村流动人口，而范雨素仅是一个缩影而已，她代表了一个群体，一个阶层。

在范雨素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前，有一个叫余秀华的女诗人“腾空出世”，那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一炮走红。在此，不讨论诗歌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高度。我想，她之所以红，在于她的特征：身体残疾——却具有平常人所不具备的胆识和情趣；她的写作题材不常规化——但不可否认，当今这种带有“下半身”元素的诗歌的确能够吸引一些想写却迟迟不敢动笔、想表达却羞于出口的读者的注意力，说得直白点儿，她注重自己的情感以及生活的现实性和真实性；而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她的人生际遇，吸引人们去了解她，以及她的诗歌，一探究竟。

如果我们撕掉她身上那些被众人亲手贴上的标签，抛开她的生活背景，再来读她的诗歌，或许会有另一种奇妙的感受。毋宁说，读者是快乐的，诗就是快乐的；读者是忧伤的，诗就是忧伤的。无论如何，余秀华的执着使她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专心从事创作。

但是，相较而言，范雨素的门庭就显得很冷清，源于她本人不是很活跃，拒绝采访，更不想借此机会提高知名度。

读其文知其人，我在那篇《我叫范雨素》中读到的是忧伤和悲凉，当然还有她对生活更好的期待。她的作品——散文、诗歌都是纪实性的，朴素自然中流露出一种超越。换句话说，她用文学对生活进行了再加工——淬火，使其自然、成熟、升华，是一部只属于她个人的不可复制的历史。

从访谈中可以看出，范雨素并不期待改变命运，就像她在采访中一直强调自己只是底层工作者，还带着两个女儿。甚至，她对两个女儿的命运都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期盼，只希望她们两个比她活得体面一点儿。体面，说白了就是让人看得起，我竟然看到了一种沉淀在骨子里的深深的自卑，但在我看来这种自卑是不必要的，因为她有更好的生存资本。

上个月看了一本关于流动人口现状调查的书，研究对象是农村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有一个观点乍看让人觉得纠结，却很现实，大意是农民工要通过着装在城市获得尊严和社会认同，这是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言下之意，就是要做好面子这件事，这也是得到城市人认同的一种方式。

可是，缺乏有思想和主见的灵魂，皮囊再好看终究改变不了命运。改变城市人对农民工的看法也很重要，仅凭一身行头作为认同的标准乍看起来有点儿可笑，但目前很多人还是以貌取人。或许，在公共场合穿得像样点儿能得到所谓的尊重，这种尊重或许是视而不见、不被在意，总比你穿着破衣烂衫被人指指点点，甚至让人不敢接近强一些。 由此可见，不被重视、不被理睬也是一种级别较低的尊重。

但是，这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些人骨子里对农民工的态度，更别说让他们过得有尊严。他们需要得到城市人对其身份的认同，改变求生方式或许是最直接的，正如余秀华和范雨素一样，用手中的一支笔为自己助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范雨素已经获得“文学尊严”，她并不需要经过媒体广而告之让世界上所有人——有文化的和没文化的、懂文学的和不懂文学的，理解和鉴定她的作品。因为，在小范围内、在一个专业领域她已经得到认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们会发现老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呈现很大的区别，比如新生代农民工较老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存在较强烈的危机感。他们较父辈有更多接触城市的机会，融入城市的倾向很高。而且，他们与其父辈在城市中生存的目标也有差别，更倾向于通过学习不断汲取知识，缩小与城市人之间的距离，这种表现是正向的、积极的，有很强的利己性和利他性。

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重视文学创作对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劳动者的现实意义，文学也会成为范雨素这类人抵御生活中巨大压力的利器。

不可避免地，我们在强调身份认同时，身份认同危机也在时刻侵扰着一些人，比如：试图与之前那个贫困的自己彻底决裂，永不再见；找不到自我，迷失了方向，忘记了自己的初衷；在新的环境、氛围中炫耀自己的地位……这些随之而来的问题势必会让一些人面对新的生活时变得不理智，不在状态。因此，你需要保持一颗朴素求真的心，才不会让“现在的我”远离那个心灵上的“真我”，才不会翻越命运的藩篱，将它远远甩在身后。

比如，你去餐厅吃饭，服务员想得到的尊重不是你的一句“谢谢”，但凡你轻声细语或者一个点头、一个微笑，都能让她感到满足，感受到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以及自己的价值。

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人，请不要给他们贴上底层人的标签，就像王鼎钧先生在他的《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中所说的，他关怀的是那些金字塔下的小人物，贴近泥土的“黔黎”。而且，他回忆和记录的就是那些不被注意，写在纸上却能绽放光芒的小人物。不可否认，这种人的确是值得关注的，他们跟其他人一样，有各自的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活动。看他们的喜，能感受生活的美好；看他们的忧，能触及身边人的躁动不安；看他们的悲，能体味生活的艰辛。

文学创作并非一种茶余饭后的消遣，更大的意义是作为一种生存技能。读书，是一种投入最少却能改变命运的途径；而文学，是一种能让各个阶层的人实现心灵交流、缩小距离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