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十二种唐朝人生》成书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译成中文版摆在我们面前已经过去了二十年。魏泓在书中也提到了美国历史学家薛爱华教授，他的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品。其书最早的中文版完成于1995年。这些见识和学问一路传过来花费的时间，比起“丝绸之路”上商旅的脚程还要慢许多。
“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准确的说也是舶来品。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这个概念时大概不会预计到它在日后大行其道的喧嚣。但事实上，”丝绸之路“只是一个概括的说法，过于简单的说法。在欧亚大陆之间，从来不止只有一条路连接彼此。在中文语境中，”丝绸之路“这个词语不仅仅是个舶来品，而且还挺新的。我们经常见到对于”丝绸之路“的叙述多限制在东方和西方两点间的关系上，我们想象出来的在那两点之间凭空划出来的一条直线变成了”丝绸之路“的展示方式。但”丝绸之路“包含的地域包括了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近东、阿拉伯半岛，甚至还包括北欧、东非和北非。而且必须要指出的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并非是一条通畅又无比漫长的长路，”丝绸之路“上的发生的事更像是一场接力赛，参与的人只是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赛段，然后将货品、金钱、故事交给下一段赛段人的手中。”丝绸之路“这个名称不仅把事情简单化，还成了流行的说法。这种现状魏泓也有些无可奈何----”我们这些学者除了面对事实，几乎毫无办法“。
我想，还是将解决办法留给时间吧！
《丝绸之路---十二种唐朝人生》将视角对准了丝绸之路的心腹地带中亚。这个地方曾是不少帝国控制过的地方，它们包括印度、波斯、阿拉伯帝国、唐帝国、突厥和吐蕃。在群山和沙漠中的你争我夺直到现在仍然未能偃旗息鼓。但魏泓未打算将这些帝国的故事作为这本书的主角，在这本书中，人与各自人生才是讨论的重点。他们是船长、商人、士兵、马夫、公主、名妓、朝圣者、作家、官员、比丘尼、寡妇、画师。尽管魏泓在本书的注释中说明有关这些角色是虚构的，但描述这些角色的故事却是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在这些故事中，商人、士兵、马夫和寡妇的故事尤其出色。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角色出现在书里时，都有一个名字。他们的名字可不是虚构的。
在《商人》一节中，商人诺槃陀在唐天宝九年（公元751年）从撒马尔罕来到中国。那时撒尔马罕处于阿拉伯哈里发的统治之下。诺槃陀是栗特人，从撒马尔罕到长安的路程有四千公里之多。诺槃陀与他的叔父一起展开了这次商旅，他们要走的道路从撒马尔罕出发，向东北延伸至邻国东曹国，然后从那里前往锡尔河畔的俱战提，然后继续向东，从恒罗斯河谷进入群山之中。他们在山谷低地前行，穿过一个个关隘抵达碎叶，他们在碎叶城的伊塞克湖稍息片刻，然后继续向东而行。诺槃陀和他的叔父选择从伊塞克湖出发，沿着塔里木西北端进入中原，并在沿途集市上进行贸易，诺槃陀一行在龟兹以东的高昌取得了通关文牒，虽然他们已经离开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但现在还得继续穿过戈壁，才能达到安全的河西走廊。直到他们看到安西西北方的唐朝边墙时，诺槃陀才舒了一口气。从这里再走大概两个月的时间，他便能抵达此行的目的地----长安。他们从去年的春天出发，抵达长安时已经是第二年的夏末了。诺槃陀从西城门进入长安，西门内的道路直通西市，这是大部分中亚商人的贸易之地。诺槃陀在这条漫长的商路上已经来来回回走过不止一次。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公元751年的这次商旅之行将是他最后一次的长安之行。
魏泓在《商人》这个故事中糅合了多方面的内容。我将这个故事中展示的路途简单借用过来。但这条路途的艰难险阻不仅仅来自天然地理，还来自人为。在撒马尔罕与长安之间，阿拉伯人、栗特人、突厥人、回鹘人、吐蕃人、唐人犬齿交错，也最终导致这条路从来都不会是坦途。在《商人》这个故事中，有些对路途的描述的文字拿捏的甚好。比如：
大风不停袭来，吹走表面沙土后，地表上只剩下灰色的砂砾并夹杂以黑色的小卵石，这是“黑戈壁”名字的由来。
例如北线的安西和哈密之间的路段，不仅水井稀见，还得忍受从北部攸忽而来的大风。
黑戈壁和大风迄今依然在原地。只是诺槃陀再也不会来了！
魏泓在《丝绸之路----十二种唐朝人生》讲述的人生故事要比讲述丝绸之路大历史的书要难理解一些。当将个人的生涯作为表现历史的载体时，大历史的起伏跌宕就像洪流一样，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人按照各自的选择演绎着各自的人生，除了唏嘘之外，似乎对大历史也多了一份由彼及此的感受。历史在这举世瞩目的迁徙之路上，曾有过形形色色的人、语言、宗教，他们关心的和做过的事五花八门，全都在这本书中活了过来。在唐帝国盛极转衰的动荡不安中，我们可以看到最终葬身海洋的中东船长塔泽纳、败走铁刃城的吐蕃士兵赛格拉顿、远赴漠北的太和公主，一生飘零的妓女莱瑞诗卡、寡妇阿龙都在试图抓住命运的节奏，努力的活下去。但从魏泓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人生也许并不差，但也没能过得更好一些”。
在本书的第四章《公主》一节中有一段描述读起来颇耐人寻味，引述如下：“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统治风雨飘摇，最显著的一点是，唐朝开始抵制包括胡人在内的所有城外事物。和今天一样，民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问题。唐朝统治者李氏宣称自己为道家始祖李耳的后裔，然而事实上，他们的祖先正是来自如今被他们贬低为“蛮夷”的中亚。在唐初备受推崇的外来文化如今已深深融入中华文明，哪些是传统的、哪些是外来的已难以分清。”
在中国史书中的《旧唐书》、《唐会要》、以及宋代类书《册府元龟》和元代史书《辽史》都有提及“康国进金桃”一事——“康国献黄桃，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被郑重地写进正史中，启发了薛爱华的《金桃》一书。“金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水果，这种水果的滋味又到底如何，我们现在已经无从推测了。种种奇妙的传说，使这种水果罩上了一层耀眼迷人的光环，从而也就成了唐朝人民所渴求的所有外来物品以及他们所希冀的所有未知事物的象征。” 薛爱华这样强调道。
不论是魏泓的人生故事，还是薛爱华的金桃故事，他们展示的独特视角和丰沛才情，或许才是让人费思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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