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廿八的写字楼里，中央空调吹出干燥的热风，将最后几个加班者的指纹烘烤在键盘上。显示器右下角的数字跳动着，仿佛在丈量人类与年关的距离。地铁闸机吞吐着拉杆箱的轰鸣，高铁站台漂浮着方便面蒸腾的白雾，所有的轨迹都在朝同一个方向奔涌——家。
年三十的圆桌却像时间的琥珀。祖母布满裂纹的手按住转盘，将糖醋排骨精准停在我面前；父亲在厨房剁馅，案板震动频率与三十年前别无二致；表妹涂着新做的美甲，却依然像儿时那样把饺子捏成兔子形状。这一刻，所有生命都退回到最原始的刻度，用最笨拙的方式确认彼此的存在。
初七清晨的高速公路，车辆排成沉默的钢铁队列。后视镜里，母亲举着保温桶追赶的身影渐渐缩成一个小点，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写字楼重新亮起格子间，待办事项如雪片覆盖邮箱，我们在工位上拆开母亲塞的坚果，齿间突然尝到老屋木门特有的松香。
生活本就是一场精准的潮汐运动。年前涨潮般归乡的冲动，年后退潮式返程的必然，在往复中冲刷出生命的年轮。地铁上邻座姑娘的羊毛大衣沾着老家的灶灰，会议室里同事的领带夹着老屋门前的樟树叶——这些细小的携带物，都是潮汐留在沙滩上的贝壳，提醒我们潮水终将再次漫过脚背。
正月十五的烟花在夜空炸开时，我忽然读懂了这个永恒的圆：我们追逐星光般奔向远方，又在某个时刻被磁石般的故土召回。就像元宵在滚水中浮沉，既要保持完整的形状，又渴望融化在温暖的怀抱。这或许就是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的生存智慧——在出走与回归的摆渡中，把每个离散的端点连成圆满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