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葛洪图

葛洪出生于江苏，受中原文化的熏陶而成长起来，两度在当时相对较为落后，巫术、迷信盛行的岭南生活，尤其是在罗浮山居住了20年左右的时间，并在此完成了《抱朴子》等的写作。从现代人的立场来看，中原文化的熏陶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使得他在哲学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岭南生活则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使得他在道学体系的建构上很有独到之处。

图：明代崔子忠的《葛稚川移居图》局部

一、葛洪在岭南的足迹

北宋初年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六○“罗浮山”引袁宏《罗浮记》说：葛洪字稚川，句容人也，谯国人，稽含常为广州，乃请洪参广州事军事，洪允，先行到广州，而含于此遇害。洪还留广州，乃憩于此山。

图：中华书局版《太平寰宇记》三册

袁宏的《罗浮记》是他在东晋哀帝兴宁元年(公元363年)亲自到罗浮山时所写，上距葛洪卒年不远，因而其记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葛洪23岁时因避战乱，于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在襄阳接受嵇含的任命出任广州参军，先到广州，由于嵇含在襄阳被部将所杀，葛洪于是到广州附近的罗浮山隐修。

图：元代画家王蒙的《稚川移居图》局部

葛洪晚年在罗浮山隐居期间，曾经到过广东的多个地方及广西地区。广州有不少与葛洪有关的记载和史迹。宋代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九记广州有“葛洪丹井”。宋人王象之《与地纪胜》卷八十九提及广州蒲涧有碧虚观，旧传秦始皇在此访问安期生。宋代方信孺《南海百咏》对“葛仙翁炼丹石”的记载是：在碧虚观前东岭上，岩壑窅冥，人迹罕至者。另有诗说:“见说刀圭已解仙，宁需丹灶半人间。葛翁本是求勾漏，何意南来访此山。”葛洪最后还是前往罗浮山炼丹和著述。此外，广东北部的南雄、英德等地有葛洪炼丹的遗迹，广东肇庆地区的德庆、怀集等县也有葛洪活动的遗迹。广西以勾漏山脉为中心的北流、容县、贵县等地与葛洪有关的遗迹较多，只是有关记述均出自宋代以后，可信度值得斟酌。

图：罗浮山保存着葛洪的炼丹炉

二、葛洪道学与岭南罗浮山的关联

（一）罗浮山是葛洪烧炼金丹的理想之地

首先，烧炼金丹必须在名山，而岭南名山只有罗浮山。司马迁说:“大荒之内，名山五千。其在中国有五岳作镇，罗浮、括苍十山为之佐命。”《抱朴子内篇·金丹》说:“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药，必入名山。”又引《仙经》说:“可以精思合作仙药者，有华山，泰山，霍山，……罗浮山。必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若有道者登之，则此山神必助之为福，药必成。”

图：清末名家陈康侯的《葛稚川炼丹图》

其次，丹砂是最好的药物，而岭南正好盛产丹砂。《抱朴子内篇·仙药》说:“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白银。”刘向所著《列仙传》说巴戎碧鸡祠主簿赤斧能作水银炼丹，与消石服之，且“卖于苍梧、湘江之间”。近年汉代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五色药石”说明以服食为核心的神仙养生思想在岭南历史悠久，岭南所产丹砂尤为难得。罗浮山出产丹砂，为葛洪在该山就地炼丹提供了可能性。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广州，是岭南和“南洋”等海外的“丹砂灵药”的集散地。

（二）罗浮山是葛洪写作《抱朴子》等书的理想之地

葛洪寻名山著书是他自己在《抱朴子内篇·金丹》中明确指出的:“余所以绝庆吊于乡党，弃当世之荣华，必欲远登名山，成所著子书，次则合神药，规长生故也。”这里所说“子书”即《抱朴子》。

图：葛洪著书图

秦汉时期，南越社会巫觋活动频繁，神话流行，罗浮山为近海之山，海天变幻，独特神异，与汉魏道教神话仙迹结下了不解之缘。黄巾起义后，道教在中原遭到镇压和禁止，岭南之偏安正好使其成为道教公开传播和发展的地区。

再则，东汉最后一位交州刺史张津信奉并倡导道教。《晋书》卷十六《地理志》已载，建安八年时，张津是刺史，士燮是交趾太守，张津死后，士燮及其家族割据交州达数十年之久，而士燮是道教中人，这使得道教的影响能够在岭南长期延续。

罗浮山是当时岭南道教的重镇，道教信徒活动频繁，有条件在与各方人士的交流中集百家之所长而有利于著述。葛洪的著述，包括《抱朴子》在内的大部分均完成于35岁之前，而葛洪在21到31岁这10年的时间内居于罗浮山，则罗浮山是葛洪主要著作的诞生地。此外，《元始上真众仙记》是葛洪晚年在罗浮山完成的。《神仙服食药方》十卷，《房内秘术》也大致作于晚年，当在罗浮山完成。

图：葛洪山人碑拓

（三）岭南文化对葛洪的道教思想很有影响

葛洪的道教思想以其14岁时从郑隐所受的金丹之经及《三皇内文》、《王岳真形图》、《枕中五行记》、《九丹》、《金银液经》、《黄白中经》等为主，《抱朴子内篇》所述内容可证实这一点。如《抱朴子内篇·遐览》说:“道书之重者，莫过于《三皇内文》、《五岳真形降》也。”葛洪还从鲍靓处得受《古三皇文》。

图：七大家题诗。王蒙所作《稚川移居图》，画上有与王蒙同时或稍后的七位大学者、大画家或大诗人如韩性、倪瓒、陶复初、陈则等人题的诗。

葛洪31岁时，鲍靓不再担任太守，葛洪随他回乡，鲍靓在句容传许迈、吴猛、徐宁等人，从而成为上清派的思想渊源之一。从这时起至50岁重返罗浮山为止这一期间，葛洪当与鲍靓有学术上的交流。葛洪、鲍靓对《罗浮山石壁记》的整理，是他们在罗浮山共同进行道教学术探讨的重要佐证之一。

图：葛洪后裔弘扬道家文化精心修缮祠堂

此外，从更宽广的视角也可以看出，岭南文化对葛洪的道教思想是很有影响的。汉晋时代林邑、扶南崛起，交趾俚僚移徙巴蜀等北方之地。《隋书·林邑传》记载，林邑葬俗中有七七、百日之乱，蒙文通在《古代中国南方与交趾间之民族迁移》文中认为这是道教信仰的表现而且流行于北魏、北齐时期:“林邑之俗盖随民族之北徙而传之中国也。”由此看来，古代南越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也是道教文化的渊源之一。葛洪《抱朴子内篇》中许多禁方法术即来源于南越等南方民族之巫术。南朝梁任《述异记》说:“南海有盘古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瓦庙，今人祝祠。南海中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据此，葛洪晚年在罗浮山撰写的《枕中书》所创造的道教至尊神元始天王开天辟地的形象，是直接源于南粤少数民族的盘古信仰。

参考文献：

王承文，《葛洪早年南隐罗浮考论》；

洼德忠，《道教史》；

陈飞龙，《葛洪年谱》；

王承文，《葛洪晚年隐居罗浮山事迹释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