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讲 ，曹雪芹，莫说此前如此豪门大户，仅凭其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状况是难以想象的。一个站在时代最前端的文化巨人，生活却如此落魄是刻意为之还是迫于形势所迫？
我想这并不难回答，对为一个拥有正常思维的人，没有谁愿意让自己的生活置于“水火火热的饥荒”之中，这个普世逻辑适用于近乎所有人。只要一息尚存，就需要更优的生存环境便是生命所需的基本诉求。当然并不完全否定个别如“犬儒主义者”那般独树一帜。当第欧根尼蜷缩一角回应亚历山大大帝“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之时，在我的认知边界看来，这是一种病入膏肓的极致不治状态。也即是这个人或许已经脱离了人的基本属性，深陷极度精神的深渊之中，且已经无法自拔。还好这样的人并没有太多。
这个意义讲，曹雪芹还写出这样自嘲的诗句，足以证明曹雪芹绝非文人标榜清高的行为艺术。具体来说：
1. 形势是铁一般的现实：他的家族（江宁织造曹家）是康熙的亲信，但在雍正朝的权力更迭和政治清算中被彻底击垮。这是“忽喇喇似大厦倾”的结构性毁灭，非个人才华可以抗衡。从“钟鸣鼎食”到“举家食粥”，是政治灾难的结果，是时代巨轮碾过的痕迹。
2. 如果非要说有“刻意”，那也绝非刻意追求贫困，而是在贫困成为既定事实后，他选择了一种“刻意”的生活方式。他本可以像其他没落子弟一样，屈身谋个幕僚、塾师的职位，苟活于世。但他选择将全部的精力、才华与血泪，投入到一项在当时看来毫无经济回报、甚至可能引来灾祸的事业中——撰写《红楼梦》。这种“刻意”，是对命运的抵抗，是对自身价值的终极确认，是“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执着。所以，是迫于形势而落魄，择于本心而坚守。
个人苦难转化为艺术能量：曹雪芹经历了从天到地的坠落，目睹了世态炎凉的极致。这种彻骨的体验，成为了他创作取之不尽的矿藏。如果他一生安享富贵，或许会有《闲情赋》式的雅致小品，但绝无可能诞生《红楼梦》这部饱含血泪、洞察世间万相的悲剧史诗。
更甚一点来说，把自己饿死是不足为所谓文化人炫耀的资本，而诸多真正此类功绩卓越的文化人却总把自己置于此尴尬境地，也是一个颇具费解的谜团。“诗人不幸诗家幸”这一语道破的抽离感，似乎也在陈述所有人都不愿接受的一个事实：文化意义越是深厚的作品，其制作者往往越是苦难不同程度的拾荒者，虽然对美好有着别样刻画，但深层却是对苦难深刻图解。尽管他会把作品描述的很美好，内心的那点期望便是唯一活着的支撑。贾宝玉的“通灵宝玉”，或许就是曹雪芹在污浊现实中守护的那一点“赤子之心”与“美好期望”。大观园是他用文字构建的“理想国”，是他对抗现实虚无的精神堡垒。写作，是他活下去的意义本身。
此类作品，往往并不能在作者生前带来稿费之类的实际收益。这便是造成困境的根本原因。在古代，文学创作是“副业”或“余事”。其经济回报模式是间接的：通过科举入仕，或得到权贵赏识（“被圈养”）。曹雪芹写《红楼梦》，既不为科考，也难被当时主流赏识，是纯粹的“为爱发电”。这注定了他创作的经济基础是悬空的。
因此，但凡有着忧思上智之人，多为悲戚之徒，也就不难理解了。时常，近乎所有文字记录都有赖于此类人，由此也不难看到“文字多悲离”。更何况，快乐的体验是短暂的、消费性的；而痛苦的体验是深刻的、反思性的，更容易引发共情与哲思。文学文字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处理人类的痛苦经验。
文学走低兜底，仕途风流行高浮夸。成功的仕途文章，多是歌功颂德、浮华辞藻，其生命力往往短暂。而真正深刻的文学，源于对现实的不满、对命运的叩问、对生命的悲悯，它必然是批判性的、反思性的，因而也更容易与“悲”和“离”联系在一起。
综上，文人独悲不可避免。而曹雪芹显然也不能超出之外。曹雪芹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是时代的，但某种程度上，也是“文人”——尤其是那些有独立思想、不愿随波逐流、试图记录和思考人类根本困境的创作者——的某种宿命。
他们敏感，故能见人所未见；他们执着，故能坚守人所不能守；他们深刻，故能感人所未能感。这份敏感、执着与深刻，在一个并非为思想家与艺术家设计的世俗世界里，往往成为痛苦的源泉。他们的伟大，正在于他们背负着这沉重的痛苦，却将其冶炼成了照耀后世的光。
曹雪芹的落魄，不是用来炫耀的资本，而是一个时代悲剧的缩影，是一颗伟大灵魂在苦难中淬炼成金的证明。我们后世读者在《红楼梦》中获得的巨大美学享受与精神启迪，其代价，正是作者那“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悲戚人生。这其中的悖论与沉重，值得我们永远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