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从进入封建时代之后先是打压儒家实行焚书坑儒，后来发现打压不如利用，于是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为官仕宦的儒家信奉者们开始形成为统治阶级利用的士人阶层。
而农民因为是国家赋税钱粮的主要贡献者，是帝国的经济根基而位列士人之下成为第二等公民。至于工匠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在总人口中占比较小，因此不得不位列农人之后。至于为什么把比较富裕的商人放在最后，可能是因为商人大多精明善于钻空子，为了牟利可以为常人所不能为之事。见多识广的商人重利的特性决定了他们对忠诚的理解可能异于常人，所以统治者对他们很不放心，把他们放在最后一等，一方面可以通过打压富裕的商人来安抚其他相对贫困的百姓，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商人做大威胁统治者的利益。这也是我国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比较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个全民鄙视打压商人的社会里，商业的全面繁荣很难实现。
士农工商的划分方式虽然对生产力的发展有抑制作用，但是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却是一种很有效的统治方式。
通过鼓励读书人熟读宣扬礼义廉耻的儒家经典可以培养一批忠于帝国的社会秩序维护者，通过科举选拔将其中的佼佼者选为官吏可以协助皇帝治理国家，这些人通过阶级固化会把这种士族待遇荫及子孙。剩下的落榜者虽然暂时不得意，可是依旧有希望在下次选拔中被选上。因此他们不会灰心，反而会更加努力地备考，期间为了糊口还不得不出去坐馆当私塾先生赚钱，这就无形中为帝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核心支持者。
由于读书需要脱产，所以培养一个读书人要付出巨大的财力物力，因此并不是所有百姓都有能力成为读书人，即便是勉力获得了读书的机会也很难通过层层选拔进入帝国统治阶级的核心官僚阶层，因此这个阶层的人数相对较少，加之很容易被皇帝找人替换掉，所以他们的待遇很好，忠诚度一般很高。士族是历代王朝的核心支持者和维护者，皇帝通过褒扬这个阶级的成员来为帝国其他等级的百姓树立一个榜样，从而避免被推翻的危险：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类似的言论还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知识的确能够改变人的命运，这是那个时代的人能想到的唯一晋身之路。
至于农人，这个群体是历朝历代最辛苦的一群人，不但人口占比高，而且负担是最重的。在封建时代不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下，他们生产出的粮食是帝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粮食才能维持庞大的军队，对内可以戡乱对外可以开疆拓土。通过将农人排在较高的名义地位可以安慰这些贫苦的百姓，让他们沉迷在自己的悲苦境遇中还沾沾自喜于高人一等，这样可以有效降低农人造反的可能性。
至于工匠和商人阶层，他们虽有贫富差距，可是都有一技之长，要么操心要么出力，总会过得比农人轻松一些。但是因为社会地位低而且人口少（远远少于人口基数最大的农人），因此翻不起什么大风大浪来。
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完美的体系，历朝历代的皇帝们才得以安心享受国祚几百年，直到遇上下一次气候灾害引起的农业欠收而被起义军或者叛军赶下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