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胡适，一硬一软，一冷峻一温和，个性差异很大。两人起初在北大尚有书信和人际来往。但彼此关系因1925年“女师大风潮”而产生缝隙，从此越来越疏远。
学潮中，鲁迅力挺许广平等学潮中人，痛骂校长杨荫榆、学者陈源、教育部长章士钊等。胡适等17名北大教授则呼吁“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胡适的言论，引发鲁迅极大不满。
1933年，围绕“民权保障同盟”，作为北平分会负责人的胡适，反对同盟将有关法律问题政治化。之后，同盟开会决议开除胡适。鲁迅投了赞成票，并对胡适点名嘲讽、痛骂。此后胡适的言论，也多次遭到鲁迅的痛斥，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因为胡适在答记者问时曾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不难看出，鲁迅对胡适的讽刺批判和谩骂，一是与许广平有关，二是涉及当时的政治活动，与学术讨论似乎不沾边。
反过来，胡适对鲁迅什么态度呢？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11月，苏雪林致信胡适，痛骂“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其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
胡适在回信中态度鲜明地说：“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不难看出，胡适对鲁迅总体上是肯定和尊重，至少是平和的态度。上述评价多从人格平等和学术研究考量，显得理性冷静得多。
同为现代名人和新文化旗手，在历史事实面前高下立判。能够做到骂不还口，以德报怨，特别是及时驳斥感情用事无所不用其极的苏雪林，展示了胡适人格可贵的一面。相比之下，鲁迅的偏激、狭隘、好斗以及“我一个也不宽恕”，就值得商榷啦。不过，客观来讲，胡适和鲁迅均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骨子里都具有古代文人的大丈夫气概，都对我国现代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之间，算是高手过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