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峰山上，山花烂漫。李大钊住在韩文公祠里，依旧读书，写文章。
一天，赵纫兰请人捎信上山，想托吴佩孚的政务科长白坚武设法取消通缉令。李大钊即刻回信：去托白坚武大可不必。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我们虽是同窗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就断绝了交往。他在直系军阀幕下摇羽毛扇，而我却站在革命的一边。就是亲兄胞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何况我与白坚武？……那张不起任何作用的通缉令，没有什么可怕，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倒我的。……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没有时间来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焦急，而要振作起精神来抚养和教育孩子。信的最后，他满怀豪情地写道：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将派4位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五大”。考虑李大钊的安全，陈独秀请李大钊作中共首席代表，率代表团出席会议。李大钊到会，带去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国共合作以后，大批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的工作，共产党的组织和训练工作受到削弱。于是，旅莫支部派彭述之、陈延年、陈乔年、任弼时等回国。
彭述之等人回国后，陈独秀和蔡和森等商量决定：陈延年到广州，作团中央驻粤特派员；陈乔年去北京；彭述之协助蔡和森编《向导》；任弼时到上海大学教俄语。共产国际指定彭述之做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
彭述之颇具天赋，独具性眼，他一眼窥破向蔡同盟存在着难以弥补的的裂痕，看穿向警予被压抑、被冰封的委屈、无奈和不灭的火。
蔡和森和向警予先后回国，向警予悄悄地努力改变自己。1922年4月，向警予在上海生下女儿蔡妮，孩子出生后仅4个月，被送回湖南，住在长沙五舅家。作为职业革命家，蔡和森当之无愧，但作为人父人夫，难以完全尽到责任如人愿。向警予处处压抑自己，不苟言笑，也反对工作和生活中其他人的谈情说笑，少妇老成，同事们送她绰号“老祖母”。
彭述之协助蔡和森工作的同时，对向警予发起试探性进攻。向警予面前，他举止特潇洒，谈吐特幽默，两手时刻准备着做出温情的帮助，天赋使然，一切都做得极其自然、非常地恰到好处，真如热心同志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