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译文】
鲁哀公问道：“我怎么做才能使百姓服从呢？”孔子答道：“把正直的人提拔上来，使他们位居不正直的人之上，则百姓就服从了；如果把不正直的人提拔上来，使他们位居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不服从。”
【我思】
鲁哀公是当时的鲁国国君，他问孔子如何才能让百姓信服。这个治国的问题其实范围很大，孔子则以用人原则来回答。儒家提倡的选人用人标准是才与德，“举直错诸枉”、“举枉错诸直”的标准更注重德的方面。
01用人首在识人
《史记·高祖本纪》中有一段是刘邦和群臣谈其得天下之道。他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字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供给军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用，此所以为我所禽也。”
虽然史书上记载，刘邦出身又是“（刘媪）梦于神遇”，又是太公见蛟龙，成年后更是“醉酒斩白蛇”，但都无改于他出身农家、不事生产、好酒色的实际。相比于项羽，何止是输在起跑线上，都不在一个赛道上。但就这样的出身，刘邦还是打败了项羽坐拥天下，开了“布衣皇帝“的先河，证实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的可行性。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得天下的原因在于识人用人。要知道，“汉初三杰”中除萧何是跟着刘邦的“老嫡系”，其他两人一开始都不在刘邦麾下。张良虽然一开始率部投过刘邦，但后来立了韩王后就去当司徒了，是在项羽杀害韩王后复归；韩信一开始则是项羽军中的炊事兵和守门官，后来才投的汉军。
要说识人之术，或许有天赋，但更多的是一种历练。项羽从小优秀到大，缺乏识人之明和容人之量，在他眼里，没人比他更优秀。但刘邦的市井经历让他有了这项能力。
孔子也曾提供了他的识人之术：“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但这种识人之术更适合在和平时代使用，而非战争年代。
陈平是刘邦夺取天下班底中不输于“汉初三杰”的人物。在投奔刘邦后，陈平被周勃、灌婴举报其“盗嫂受金”。这要是在项羽帐下，陈平最少要被军法处置一下。但在刘邦这里，反而厚赏升官。其理由我相信有一部分是魏无知所说的：“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刘邦感觉陈平与自己“臭味相投”吧。总之，刘邦奉行的应该是唯才是用，哪怕是小人。
02用人者自身是关键
封建时代，君权至上。哪怕现代社会，人事提拔仍少不了“人治”的影子。所以，一个统治者想要平定天下、稳定社会甚至开创盛世，统治者的素质其实非常重要的。
遍观历朝历代的盛世，例如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等，都是君子压过小人。任何时代，君子和小人都是并存，甚至相互转化的，而且数量上个人认为一般都还是小人多。所以用“压过”不用“多过”。
而其中，君主的作用其实就很重要了。
齐桓公在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成为春秋首霸。但在其晚年，齐桓公重用易牙、竖刁和开方这样的小人。管仲的临死遗言就是让齐桓公远离这三个人，齐桓公也确实这样做了。可惜等鲍叔牙等一批能臣的去世，齐桓公无人谏言，又怀念起这三个人的“好”来了，重新起用。结果，齐桓公病死宫中无人收殡，齐国也在内乱中霸业消亡。
03与民融而非使民服
“何以则民服”，其实一个“服”字也挺有意思的。
许是个人思维关系，我总觉得这个“服”字多多少少含有一股压服的味道，不管是口服还是心服，只是方式不同而已。说到底，君王的座位下面要稳。
李世民曾有一句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此时想到这一句，貌似也有相同的味道了。毕竟水是舟的工具，封建君主求的是“稳”而不是“融”，根本没有与群众血肉联系的意思，反而有一丝害怕。
但不管怎么说，认同老百姓的力量已经是非常难得了。毕竟，使得国人“道路以目”的周厉王这类君主，历史上绝不在少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