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研究开始于1937年。
20世纪30年代，一个名叫阿里∙鲍克（Arlie V Bock）医生成为哈佛大学医疗机构的负责人。也正是他，和当时已经发家的零售业连锁富翁威廉∙托马斯∙格兰特（William Thomas Grant）一起酝酿了这项研究。按照鲍克医生的说法，医学研究把大量的关注都放在了产生了器质性病变的人们身上。而他认为这种研究方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永远也无法弄明白究竟人们怎样生活，才能过得更好。鲍克医生的研究选取了一组很好的实验对象——一群哈佛大学的本科学生，打算跟踪研究这些精英是否，又如何成为“人生的赢家”。鲍克觉得这群年轻人有能力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对他们跟踪分析，一定能全面地找到产生这群优秀的普通年轻人成为人生赢家的心理及生理的各种因素。
带着良好的愿望，鲍克医生组织了一支横跨各个领域的交叉学科研究团队：成员来自医学，生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精神医学和社会工作。他还拉来了学术大牛作为顾问，包括赫赫有名的阿道夫∙梅耶（Adolf Meyer，1866 –1950，对整个20世纪精神医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泰山北斗；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首任心理科负责人，曾任美国精神医学学会主席）。基于医学记录、学业成绩和哈佛学院院长的推荐，研究团队选取了268名（主要是1943及44级本科学生）学生作为实验对象。研究者认为他们选取的实验对象堪称完美：他们是美国最好的大学里的学生，清一色的白人男性，体格健壮，心理健康，学业优良。
研究团队首先对这些年轻人进行了详细的体检，然后定期向他们发放问卷、进行访问，并安排心理医生和他们长谈。当时的体检异常详细，把身体每个部位都进行了精确测量，甚至还测算了他们在跑步机上跑步5分钟后体内的乳酸含量；研究团队使用了当时颇为先进的脑电图机，试图从中分析出他们性格特征的痕迹；在家访的时候，研究者的访问细之又细，除了医学记录，还包括诸如这些年轻人什么时候停止尿床，他们的性教育是怎么样获得的这样的隐私问题。
长时间跨度的研究毕竟是少数。资金的大量需求、资助者对于研究结果迫切要求往往促使研究者尽快地结束课题。慷慨的格兰特先生也一样，在坚持了约十年之后，虽然课题组发表了很多科研论文，发表了数本书籍，他依然觉得这将是个无底洞，于是决定终止资助。后来这个项目几经易主，命运多舛。但是研究者还是想尽办法，坚持了下来。
时间就这样慢慢的流淌。到了那批实验对象进入他们的中年之后，研究者们获得信息量大了起来：那批年轻人中的许多人，取得了巨大的事业成功。他们中的四个人参加了国会众议员的竞选，一个人进入内阁，有一个成为有影响力的畅销作家，还有一个人，成了美国总统。但是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外一些人的生活里出现的不幸。截至1948年，已经有20个人出现了，或者经历过精神问题。到了他们50岁的时候，几乎三分之一的受试者经历过一次以上的心理疾病。
和格兰特研究项目并驾齐驱的，还有一个称之为“格鲁克研究（the Glueckstudy）”的项目。这个项目原本由哈佛大学教授、波兰裔美国犯罪学家谢尔顿格鲁克（SheldonGlueck, 1896 – 1980)）主持，研究对象包括456名出生于波士顿附近贫困家庭的年轻人。该项目完成后，格兰特项目也将这批年轻人纳入研究对象。
格兰特项目在美国再度为普通人关注，得益于沃尔丁格医生的前任，项目主持人、哈佛大学教授、附属布莱根妇女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乔治∙维兰特（George Vailant）。基于格兰特研究，他出版了三本书。他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77年，讲述了截至研究对象47岁时的一些研究结论；第二本书出版于二十余年之后，介绍了截至研究对象步入耄耋之年的一些研究结论；在第三本，也就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本《Triumphs of Experience（经历的胜利）》，由哈佛出版社出版于2012年，分享了更多关于这个研究的内容。这本书反响不错，在亚马逊旗下的图书分享社交网站goodreads，读者们给出了4.1/5分的好评。
作为科学研究，由格兰特项目产生的科研论文数量庞大。那么截至到维兰特医生，主要的发现翻译成我们普通人容易理解的语言，有哪些呢？下面是一些摘要：
研究对象经济上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是否和周围的人都有良好的关系（原文的表述是“关系的温暖程度（warmth of relationships）”），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之上，和智商的关联不大。具体说来，那些在“温暖关系”的指标上得分最高的人们，最高年薪水平明显高于平均水平。智商处在110-115区间的人和高于150的实验对象在收入上没有明显差异。
童年时和母亲的良好关系对后来成年后生活有很大影响：和母亲关系良好的孩子，成年后平均年收入会高出87000美元；和母亲关系不好的孩子，成年后更容易罹患精神疾病；研究对象成年后的工作效率，和童年时与母亲的关系相关，而与父亲无关。与母亲的良好关系，与受试者在75岁时的生活满意度关系不大。
与童年时和父亲的良好关系相关联的有：成年后更低的焦虑；对于假期的满意度；75岁时的生活满意度。
维兰特教授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是：人际关系的温暖程度，对生活的满意度，具有最大的影响。或者简单的说，“幸福，就是爱。仅此而已。（Happiness is love. Full stop）”答案简单的让人吃惊，又让人觉得无可辩驳。
当然，由于时代一直在变化，受试者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物质条件等都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因此有些结论也许受到当时的条件制约。比如格兰特研究的数据显示，酒精是导致研究对象与妻子离婚的最主要因素。众所周知，美国人在历史上对酒精的消耗量曾经大的惊人，成为社会问题。在影视剧里可以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在办公室饮酒依然是一种时尚。如果分析当今社会的离婚诱因，恐怕酒精起的作用，要小许多。
现在这个项目由沃尔丁格教授主持，是他在麻省总医院的研究The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成人发展研究）的一部分。不过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些年轻人大多离开了人世。也许这个项目要盖棺定论了？不，科学家的好奇心永无止境，他们已经启动了一个名为“哈佛第二代（Harvard the second generation study）”的研究计划，决定对格兰特研究对象的后代们继续进行研究。据他们估计，格兰特项目的研究对象分散在全美的第二代，约有2000人。这个庞大的群体，无疑会为我们解释更多更有趣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