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曾国藩（107）

第十六章

湘乡会馆再聚首      共宗儒学有异同

前文说到，子城于返乡途中看到全套《二十三史》头脑一发热，一下子倾其所有花尽所借银两、直至卖衣才可买下全套，此举对本已十分拮据的曾家来说决不是轻松之事，不知子城回到家里其爷爷与父亲是何态度。请接着往下看：

子城回到家后，父亲曾麟书看到儿子带回一箱箱的古籍，初很诧异，当听曾子城诉说原委后，也没责备。当看到他沿途描描画画的草稿时，虽有小小惊怪，想想也可理解。因为湘人向来所学有务实之作，想必子城也有此“癖”吧。看到子城之画作实在有碍眼瞻时，也未表现出不屑来。

此等事项被祖父曾玉屏知道后，更是非常高兴，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父亲也鼓励儿子：“典当棉衣买书，自当支持。书既买回，希你用心研读，不要辜负所花银两才是。”听了祖父与父亲之言，曾子城很是感动，也为他们的爱书之情所动，决心更下苦功，谋取功名，不付所望。此事，一度传为佳话。

湘乡会馆再聚首

子城在家稍稍休整了一阵，得知刘蓉郭嵩焘在长沙，即向家人说明，带了新购的《二十三史》若干册，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六月，与刘蓉、郭嵩焘等居于湘乡会馆。 三人相见，自是喜不自胜，更以促学研学相约，间惑游历周边，细观世情民意。

王夫之哲学科学思想启蒙心智。在岳麓时，曾刘郭等一众学子深喑欧阳山长教导，尤重汲取经世之学。湘乡会馆作为湘乡士子商贾聚集之地，自是少不了前朝先贤王船山之大作作为馆藏之书。于此时，三人一起研读夫之学说，多时于其著作中游憩、思考、倘佯。尤以子城愈加沉溺其中，根本抑制不住对船山之神往，总不自觉地进入他的世界里。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此位被时人称之为神人一般的乡贤，亦被湖湘之人视为既是对前期文化的总结者又是开创者，正如他所言：“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豪迈地表明了夫之凛然大义的崇高气节，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感！

前朝末年的王夫之，时三十三岁，正值壮年，虽满腹经史，却遭遇朝变，一时湖南之倔强之劲上来，果决立志不仕二姓。

由此，作为读书人之人生目标主动转向。于郁闷之中埋首故纸堆，希望通过翻腾传统哲学来找到思想的出路，而不似朱熹和王阳明，自以为读了《大学》，延续了道统血脉，就死板地固执守旧。

于是，夫之隐姓埋名、潜心著书四十多年，著述了卷帙浩瀚的著作，所涉领域极为广博。按传统经史子集来分，代表作有：

经类二十四种：包括《周易内外传》、《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等；

史学类五种：包括《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等；

子类十八种：包括《老子衍》、《张子正蒙注》、《思问录》、《相宗络索》等；

集类四十一种：包括《楚辞通释》、《姜斋文集》、《船山经义》等，简直是无所不包。如不是文字辑录，实是无法令人相信，仅凭一已之力、一脑之想，竟然这等浩繁与洋洋大观！

有了大师思想与智慧之薰陶，再经欧阳山长画龙点睛般点拨，辅以高人识见之引领，施以经世致用之学铺陈，眼界大开、思想再蒙，加上自觉刻苦之研读，更是如饥似渴；遇有晦涩难懂、思之亦惑者，又及时得于欧阳山长所精讲，再以学子自趣、或三二学子互研、或集而众之讨、师之再引学等，一时之间‘以学子相互问答、论辩顿增意趣，大大提高思辨与口舌，频频活跃远胜死寂般八股之风、塾学之死板，引一代风气之先，实使学子受益大丰。与此同时，学子们还竞相走出院门，深体游学之趣味，于自然中感受体悟所学、于市井之中验证所学之理、于论辩中感觉逻辑思辨之力，意趣盎然。

此时的子城已不似初入岳麓书院时，将主要精力沉浸在科考的八股里，似以往那样的急功近利般以科举为主要、甚至唯一之目的。此时，虽无刘郭二子般潇洒与淡然，但也已窥到学问研习之意趣；再与刘郭二子及时研学、讨论，甚至争论，渐渐视野拓宽，始有不唯功名之迫感。

三人均是好学之人，虽居一馆但也专注研读；子城于此时也受刘蓉影响始注目于前朝、以及之前的传统国学；又，刘蓉对宋理学已有深研，比之岳麓书院时对程朱理解更甚，不仅深受朱子思想浸润，还身体力行，更自觉传其衣钵。且主动引导子城，作为儒子是必应修朱子之学。

此时，曾子城在浓厚的学术氛围里开始对程朱理学、王守仁（阳明）、王夫之（船山），以及桐城派的著作与思想有了感觉，亦渐有初步体会与见解。同时，也随着“研、学、思、悟”，逐渐有了“践”，虽然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尚无深解，但也是初蒙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识，萌发了朴素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