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二,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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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明的样板,领导人的典范,夏禹、商汤、文、武、周公,都是在那时候出现的,周公更是中国文明和礼仪的奠基人,所以孔子也要“梦周公”。那个时候历史充满活力,也有很多思想的营养,可到了秦朝焚书坑儒之后,就越来越走向禁锢和腐化,一直到清朝也没有什么进步。所以历代知识分子,在现实里都看不到希望,于是只能反反复复说三代之治,托古言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