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出自《论语·泰伯》中的一句话。之所以不加句读，是因为存在太多争议。
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意是：可以让老百姓按照君主指引的道路走，不需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也是孔子被诟病存在愚民思想的靶子之一。至于说为什么，何晏的解释是“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邢昺的解释是“圣人之道深远，人不易知”。
二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意是：如果老百姓能听从君主差谴，就顺其自然；如果不听从，就要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该这么做。这个提法倒是符合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似乎也可能合乎孔子本意。
三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意是：老百姓的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了，就要给他们一定的自由去做他们想做的事，如果老百姓的素质还比较低，就要通过教育来提高他们的素质。
四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意是：老百姓可以不问青红皂白就被驱使吗？不行！要让他们理解君主的想法，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去做。
还有其他句读方式，总计不下十种。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要么语义前后矛盾，要么与前面某种提法大体相似，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总的来看，因为句读的不同，形成了两派截然相反的观点，即让老百姓“由之”还是“知之”？
最核心的，也是我们最想知道的是：孔子当时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个问题，恐怕已经无法得到正确答案了。
那么，或许可以通过孔子对待类似事件的态度，来推测其真实想法。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稍早一点，刑法的具体条文是保密的，并不公诸于世，只掌握在卿大夫等少数贵族手中，老百姓并不知道具体内容。至于什么行为属于犯法，该判什么样的刑罚，老百姓完全处于“由之”而不是的“知之”的状态。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说，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隐蔽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
郑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把法律条文铸到鼎上，并公之于众。但这件事，遭到晋国贵族叔向的指责，他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大意是说，一旦平民百姓也知道法律规定，就会不俯首听命于官员贵族的任意摆布，而贵族就会失去威严。老百姓知道了法律条文，就会放弃封建礼法，即便是很微小的利益，也会极尽全力钻法律的空子去争取，这就会造成犯法和行贿受贿行为的大幅增加。
然而，历史潮流浩浩汤汤。23年之后的晋顷公十三年（公元前513年），晋国也开始铸刑鼎了。“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这件事引起了孔子的强烈反对，他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菟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只解释一下核心部分的大意：孔子说，法律掌握在卿大夫手中，民众才尊重他们，卿大夫们于是乎才能保持他们的尊贵地位。一朝为君，则世代为君。君君臣臣的贵贱等级绝不能乱，这才符合周公制定的法度。现在把这个传统放弃了，而铸刑鼎，列条文于其上，并执行之，这就会导致贵贱不分，礼崩乐坏。老百姓就会仅仅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并唯刑鼎是瞻，谁还会听贵族的诠释，并看他们的脸色行事？卿大夫将何以为尊？社会秩序不就大乱了吗！这简直是亡国之举。
孔子到底是咋想的？答案已经很明朗。
也有人说，孔子是希望“民知之”的，主要证据是，《论语·子路》篇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然后他们理解说，这里的“教之”，就是“使知之”。可是，“教之”与“知之”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是想说“知之”，为啥不直接写上？在我看来，“教之”，更有可能是“教化之”的简称，即用孔子朝思暮想准备恢复的“周礼”来教化之。这与管仲“仓廪实然后知礼节”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周礼”有什么功用呢？简单来说，就是让老百姓遵守既定的礼教，安于现状，不要打破现有秩序。
周谷城在《中国政治史》中高度肯定了子产“铸刑鼎”的做法，并批评了叔向和孔子，他说：“反对自反对，批评自批评，而时代的迫切需要，终于把礼治演变为法治。”
“由之”与“知之”之争，背后其实也是礼法之争。了解古人的想法，不但需要理清其思想脉络，洞悉其一贯主张，还要尽量设身处地，将其还原到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去体味。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更有说服力，也最有可能接近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