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墨客的贬谪，皆有其因，每一种境遇背后，都是他们坚守本心的模样，各有风骨，各藏赤诚。
因直言进谏被贬，首推韩愈。他见唐宪宗执意迎佛骨入宫，不顾龙颜大怒，上书直言其弊，痛陈佛骨之害，一纸奏疏触怒帝王，即刻被贬潮州，千里迢迢远赴蛮荒之地，前路漫漫，满是艰辛。
因变法革新被贬，柳宗元是典型。他投身永贞革新，力主改革弊政、整顿朝纲，触动旧贵族利益，变法旋即失败，他被接连贬至永州、柳州，从此远离朝堂，在偏远之地度过半生。
因诗文中伤被贬，苏轼最具代表性。乌台诗案中，政敌从其诗作中罗织罪名，指其借诗讽喻朝政、抨击新法，他因此被捕下狱，后被贬黄州，从一朝京官沦为戴罪之身，生活困顿，境遇陡转。
因党争牵连被贬，黄庭坚榜上有名。他因与苏轼交好，卷入元祐党争，新党掌权后遭排挤打压，屡遭贬谪，辗转宜州、永州等地，晚年流离失所，始终未能归京。
纵使被贬至天涯海角，这些文人从未囿于个人失意。韩愈在潮州驱鳄兴学、安抚百姓，柳宗元在柳州修城垦荒、释放奴婢，苏轼在黄州躬耕东坡、体恤民生，黄庭坚在宜州仍读书著文、坚守气节。他们身居江湖之远，心却始终系着黎民、念着家国，把贬谪的苦难，化作躬身为民的担当。
这份身处逆境仍坚守本心、心怀天下的风骨，穿越千年岁月，依旧熠熠生辉，成为中国文人刻入骨髓的精神底色。贬途千丈，初心不改，这便是华夏文人最动人的脊梁。
